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出资委托一群历史学家肢解历史搞封建复辟，可见这个国家多么病入膏肓。

在罗列了16-19世纪的一些欧美人对中国的描述之后，文章说：

19世纪以来，西方人惯于站在欧洲立场，以开放—封闭、文明—野蛮二元模式，评述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对外政策。西方国家在综合国力和话语权上占据强势地位，在日常交往和文化传播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变成亚洲国家对自身评价的视角，进而影响了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自我认知。由此观之，用“闭关锁国”形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并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

可是，既然话语权是现在的世界宣传概念，怎么能简单地说中国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的自我认知是被西方强势话语权洗脑的结果? 西方一个多世纪以来就不断洗脑说共产主义邪恶，中国怎么就没有拥抱更成功更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呢？并且，现在只有中国和朝鲜口头上坚持共产主义，如此弱势怎么就不知改弦更张呢？

另一方面，文章作者又挑挑拣拣利用西方学者的看法证明中国封建文明，在结语中说：“保守、落后、封闭不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会标签化为‘闭关锁国’。在16—18世纪不少西方社会精英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拥有高度政治文明的礼仪之邦，是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典范，东方文化价值体系对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成为他们阐扬新思想、批判旧制度的重要武器。”

问题是，在16—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了解甚少，到19世纪，黑格尔就说中国永远处于幼童时代，是的，中国这种不断文化倒退就是无法成熟。并且，伏尔泰因为反对天主教的独断，欣赏中国的“宗教自由”，所以才倍加赞美中国。如果他是当时中国的文人，以他的文字，他会死于文字狱一万次。他欣赏孔子学说也未必是错的，可是，孔子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思想造成中国人处处被枷锁钳制：皇帝把大臣当做奴才(大臣也喜欢说奴才该死)，妻妾会对丈夫说奴婢该死，子女会对父亲说小子该死。如果伏尔泰是在中国上学，他敢违背父命，拒绝继续到大学学法律当律师吗？如果当时的法国不够开明，他能靠写写剧本诗歌就能谋生并且成为贵族沙龙的座上宾吗？比他早一代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仅仅访谈中国来到法国的水手，就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暗无天日奴役人民的地方(中国共产党自己不也是这样描述旧社会吗？)。

文中还说：“清廷对西方先进科技患得患失，并未将这一思想很好落实。‘禁传其学术’，主要指禁止传播天主教。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学术”还应该包括当时西方先进的意识形态如启蒙思想等，但传教士没有将其带到中国，清政府也无从接受这些思想。” 这不但是闭关锁国的证据，而且证明中国国家一级的历史学家极其无知。一方面，西方承袭古希腊的习惯，学术，就是哲学，包括一切学问。此外，天主教在16世纪初就试图到中国传教，而启蒙思想是18世纪的事情，启蒙思想家典型的如伏尔泰是强烈反对天主教特权的，如此说来，怎么能期望传教士把“当时西方先进的意识形态如启蒙思想等带到中国呢”？所以这些历史学家的行文和论证方式极其荒唐。我这样一个普通人，2018年以后才真正接触政治文化哲学文学历史宗教这类题材，现在不用查资料就可以说明这些问题。这就是思想开放的好处，闭关锁国，人民变得孤陋寡闻，头脑懒惰，信口开河。自己闭关锁国，暗无天日，人民无暇学习新东西，还狡辩没有闭关锁国，又试图证明好东西人家没有带到中国。懒惰，保守，就不会想着自己应该把好东西拿来。想一想，日本的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怎么就会自己翻译传播欧洲启蒙思想？难道不正是中国的闭关锁国和封建礼教压抑了人民的自主精神和创造性，才导致人民麻木僵化，不愿意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吗？

实际上，禁传其学术，本质上就是包括各种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中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愈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矣。” 所以，这些历史学家怪传教士没有将启蒙思想带到中国就是粉饰历史：把外国人的思想描述为“夸诈迂怪”，拒之国门以外，轻描淡写为别人没有带来。谁敢带？谁敢成为中国的福泽谕吉？

因为闭关锁国，人们孤陋寡闻，官方谬论盛行，所以人民都不知道天外有天，自然失去探索精神。

因为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以前实际上就处于闭关锁国状态，所以观念守旧无法理解世界时局变化，自以为是因循守旧失去主动权。我们可以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中举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

“到康熙晚年，形势发生剧变，直接原因是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规定：‘传教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基督徒主持、参与或者出席一年数度例行的祭孔、祭祖的隆重仪式，我们宣布这种供祭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清廷和罗马教廷之间随后发生激烈文化冲突，康熙帝于1717年批准将天主堂改为公庙，将传教士尽行驱逐出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雍正帝即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驱逐西方传教士，将其迁往澳门，其出发点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密不可分。雍正帝直言不讳地对传教士说：“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可能出乱子。”

共产党的政治课和历史课，会说宗教是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客观地说，儒教和共产主义也是宗教，至少统治者把它们奉为唯一正宗学说，其他与之相悖的都被当做异端打压，这和真正的宗教没有区别。况且现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允许信仰自由了, 因此共产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就像中世纪的天主教对于统治者。既然所有的统治者(包括中国共产党)都利用宗教奴役人民，所以雍正帝大可不比害怕天主教。看看欧洲的雄才大略(凶残无道侵疆略地者也)的帝王如何利用宗教。最著名的是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可以说他认为基督教的势力已经足够壮大，想利用教民打仗，所以才愿意信基督教。最后算成功了。但是古罗马地域过分广大难于管理，分为东西罗马，他成为东罗马皇帝，建都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另一个例子是法国的第一个国王克洛维斯(Clovis，466 -511)，他是现在德国北部的法兰克人。 他的妻子克露蒂德是一个贵族妇女，祖上可能是哥特人，反正在古罗马大解体时代，高卢这个地方被异族纷纷占领，罗马解体，高卢人也没有成为统治阶级。克露蒂德是天主教徒，在她的影响下，克洛维斯于公元508年在汉斯(Reims)大教堂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他作为异族人要征服高卢收买当地人心，受洗也不奇怪。何况，当时高卢这个地方的主教显然都是高卢人。所以法国之所以是法国而不是高卢国，是因为法兰克人占领了高卢成为统治者。克露蒂德因此被罗马封圣为圣克露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