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路蹒跚到大连

 

劫后余生，职业固然是没有；而生活也就随之成了问题。在十分没办法之下，我便约集几个本地人，准备往外走，另谋生路。那时候，中国军队为了防御外人，到处埋有地雷，人们践著就死。洋人很狡猾，在他走路之前，先赶一群牛羊走过去，试试看有无地雷，然后洋人再走，我们走的时候，只走有青草的地方，凡是有松土之处，不敢去行。

 

我们六个人之中，我算一个首领，领著他们，走出去廿五里地，到了塘沽（即南河口）外边来了一个洋人，我看那样，大半他是个德国人？他远远的迎面摆手招呼我们：

 

‘苦力！苦力！’

 

起初，因言语不通，也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敢过去。后来，听说他叫苦力，每天给一吊津钱（即半元钱）我们冒著险就去了。

 

走到那里，见他们住的房子，都是民房，外面还有挺大的院子。有一个洋人，用他们的锡碗（白铁的）盛了些牛肉和大蚕豆等，叫我们大伙吃。外国人吃饭，向来都是用叉子，刀子，不用筷子，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没找到筷子，用手就吃起来了。

 

本来我们走的时候，手里一个钱也没有，跑的又渴又饿，正愁没法吃东西，可巧；在洋人这里吃了一顿饱饭，大伙多都很喜欢的。

 

吃完饭之后，那个外国人就用手指画，意思是叫大伙把用的碗洗干净。我们那几个同伴们，只见洋人指画；并不知他指画的什么事，我把这意思看透了，就告诉同人们，让他们到屋后那个水沟里把碗洗干净。他们五个人，都拿著碗去洗，因为吃牛肉的碗油多，凉水洗不下来，等他们洗完拿回来之后，被洋人打了几个耳光！意思就是嫌他没洗干净；虽然他们挨了打，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叫他们到了后边，先用泥把碗上的油擦净，然后再用水冲，他们照这样去洗完拿回来时，洋人一看，也就欢喜了。

 

不一会，又出来一个洋人，手中拿一把刀，见著我们就指画，他的意思是想杀我们，我们那几个同伴都吓的不得了，我在没办法之中，便以手指天，以手拍打自己的胸膛，意思是上面有青天，我们要讲天理良心，不能无故害人，这样他才作罢。

 

不过，我们大伙都不懂他的话，也不敢就走，住了一会，在院里出来一个剃头的，他预备要走，被那个外国人，用一支大木棒子把他打回去了。我们大伙，在那里看了这种情形，更是出进不得。又住了一会，出来一个老鬼子，手里拿一个门闩，见了人，便往腰上打；幸而我跑的快，躲在后面去，没有打上，我们大伙一齐都跑出来了。

 

后来，到了外面，我们大伙方明白洋人的意思：那个剃头的是有用的人，不让他走；而他偏要走，所以把他打回去。我们大伙，吃过了饭，早就该走了；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仍然不走，所以才用门闩把我们赶出来。

 

我们离开那个地方以后，在外面还遇见很多的日本兵，小矮个子，大半都是些琉球人，走路的时候，处处要躲避他们。一直走到下午，也没遇见一座店，我们手里也没有钱，对于吃饭很成问题。后来，我又领著他们到一个招工的地方，每天每人给一吊钱的工钱，当天开工，先管一顿饭，晚上还有睡觉的地方，我一听，倒很好，我们正愁没地方住，跑了一天也没得饭吃，无论如何，先吃一吨饭再说。于是我们六个人，也没有告诉他真实姓名，就写了六个假名报上了。

 

在那里喝的是大米粥，吃的也还算不错。住的时候，就住在二层楼上边，楼底下都铺上木板，到了太阳将要落的时候，听到外边吵嚷之声，在这些很嘈杂的喧嚷里，我听到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当时说开现钱，到现在七天还不开！’

 

原来，这是为了工头吃小工而起的纷争，说当日开钱，只是骗人。第二天，我们六个人要走，那个工头对我们说：

 

‘一定给你们现钱，如果不给的话，你可以不干！’

 

我晓得他们说话，都是骗局，不靠实，结果，到后来我们都走了。

 

那时候，听说法国人也点名雇小工，我们就跑去了。那里所干的活，是专门装卸火车，有军用品，苞米，大米，沙糖等。做工的人，老幼都要，老的站在一边，小孩站在一边，又选大个的人做重活，我的个也不小，就被挑在做重活的里面。当时我心里想：糟了！因为那时候我又没吃饱饭，又发疟疾，一包大米，一百六十斤，两个人架到肩膀上，一个人肩著，由轮船往火车上装，把火车装好时，再往平津运。我的力量小，背不动这么重的大米包，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法国人拿铁条监视著，弄不好就打人，这怎么办呢？

 

后来，我从轮船上勉勉强强的抗下来一包大米，到了火车旁边，就扔下了。慢慢又从火车底下爬过去，在那里隐藏著，偷了点懒。路旁里那包大米，法国人也没看出是谁扔的，他又抓一个苦力背上去。

 

我在火车底下蹲了半天，到了响午的时候，听汽笛响，工头招呼吃饭，我才从火车底下爬出来。

 

到了下午，又从船上往火车上搬糖，每包八十斤，不像上午那样分量重。这还勉强可以干，晚上太阳很高，就收工，给一吊津钱。

 

那时候，我有一个姓马的表兄在东沽住。我把一吊津钱，交我一个本家叔伯弟弟，带回家去，我就奔我表兄那里去了。

 

到了东沽，见了我们那位马表兄，他问明了我的来意，我也把前后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他，他知道我是为逃难而来。本来我那位表兄，也是常出门做买卖的，我找他的意思，是想跟他到外边，找个谋生的路，我表兄也答应了。

 

我们走的时候，要坐船走，因为那时候乱，也没很大的船。后来看见来了一支大艇船，是早先做的，搁起来没用，两头尖，黑色，很宽大，拉起帆来，走的也很快，每人化五块钱，坐船到旅顺。

 

我表兄，给我找一个地方，是在大连湾，有一家大记公司，专管装卸火车材料，收多少件，画码，每月给三十圆薪水。比较起来，总算不错。这个公司里，是德国人当总办，广东人包出来的。

 

我在光绪二十六年秋天跟我表兄到大连，那时家中，还有妻女二人，所以在那里还回家去了两次。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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