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圆桌会议,讨论的是当代社会现象,特别是“非主流”、被歧视的群体的经历,包括性工作者、同性恋、艾滋病感染群体等,有几个都是今年六月在北京人大开会见到的熟面孔。老实说,我更愿意听这些做实际工作的“行动家”的实例,他们的故事都很精彩。其中“粉色空间”主持人H还答应饭后要放映她们制作的一个纪录片,其实是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通过自拍、自录,留下的影像资料,然后她们加以剪辑。在发言中,她们也谈到在制作中认识到自己权威被颠覆,那位逝者其实推翻了她们想要拍摄一部“不怕死”励志故事的原意,而是讲述了她自己没有实现的向往和欲望。
会议的一个花絮是坐我边上一位来自“中华妇女协会”的老年女性,发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评语“女人开会总要拖时间”,还说发言人“太有母性”,循循善诱,讲得太细,所以对时间把握有误。另一个好玩的事情是,因为会议用语是中文,美国学者觉得吃力。某位定评人一面说自己“中文不行”,一面结结巴巴、中英间杂地发言,十分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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