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是惊讶这本书和《红楼梦》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文康姓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字铁山，一字悔庵，号燕北闲人。他出生于贵族世家，祖父是清朝的大学士，曾出资给他捐了个理藩院郎中。他后来历任天津兵备道、凤阳通判等职。文康虽然活在清嘉庆、同治年间，晚于曹雪芹，但生平和曹雪芹极为相似，也是前半生富贵荣华，后半世贫困凄凉。曹氏的衰落是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雍正上台以后就拿江南织造世家开刀，费莫氏家为何沦落就不太清楚了。曾经长期做过费莫氏家幕僚的马从善在为本书写的序中说：“［文康］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有谁知道呢。作者不只生平和曹雪芹仿佛，和曹氏一样，他也以自己的生平经历和见闻为蓝本写成小说，“书中所指皆有其人”。正如曹雪芹自况为“无力去补天”的一块顽石，文康也说自己是“不可圬也”的一堵“粪土之墙”，“不可雕也”的“一块朽木”。文康甚至也读过《红楼梦》，曾经在文中比较男主人公、女主人公与贾宝玉和钗黛的异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是对《红楼》的一种回应和挑战。
《儿女英雄传》原存五十三回，可是编辑此书的马从善觉得后十三回多有缺失，而且文风前后不一致，所以只保留了现在的正文四十回加上一个楔子《缘起首回》：正如《红楼梦》其实也是未完稿，由后人编订。故事以雍正年间为背景，以汉军旗安家为中心, 而文中从未出场却又举足轻重的反面人物、大将军纪献唐看来是影射年羹尧的。本书又 有个别名叫《金玉缘》，因为男主坐享齐人之福，一个妻子叫金凤，另一个叫玉凤。这又和过去书商为了躲避官府禁令，藏头露尾，把《红楼梦》更名成《金玉缘》的书名重合了。
然而与曹雪芹赞美宝黛二人的离经叛道不同，作者“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想要通过“儿女英雄”四字来倡导一种理想的人格。在《缘起首回》中，他就开宗明义，纠正世上对于“儿女”与“英雄”两种人的误解，认为“英雄”不是指好勇斗狠，“儿女”不是指调脂弄粉，提出“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说到底，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仁者必有勇”。这部小说也就是要通过描绘理想的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和朋友的五伦纲常，来证明儒家的精粹学说可以让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往而不利，无往而不能。
因此，我认为文康此书中塑造的理想人物其实是老爷子安如海，而不是《金玉缘》这个名字所暗示的、他的儿子安骥以及媳妇金凤和玉凤。 在作者笔下，安老爷子虽然有时爱引经据典，近于迂阔，但他作官清廉不贪墨，为夫尽责不纳妾，而且是慈爱而又严格的父亲。和年长他三十岁的邓九公结为异性兄弟之后，他又做了一个“多闻”、“直”和“谅”的兄弟加朋友，所以是一个“五伦”具备的道德完人。安如海自己虽然仕途坎坷，险些因为上司的陷害身陷囹圄，可是作为一个老师和父亲他却培养出了得意门生、身居高位又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乌克斋和年少得意、高中探花的儿子，也不可谓事业不成功。更进一步来说，安如海并不是完全不通人情世故的腐儒，只看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江湖客邓九公，又通过他降服侠女十三妹（何玉凤）做了自家的儿媳妇，就可知他也是胸中自有经纬、智勇双全的了不得人物。
正因为安如海身上体现了作者大力提倡的“儿女”和“英雄”的完美结合，他是一位比贾政成功得多的家长。文康在第三十四回中也明确指出，“不过安公子的父亲合贾公子的父亲，看去虽同是一样的道学，一边是实实在在有些穷理尽性的功夫，不肯丢开正经；一边是丢开正经……自己先弄成个文而不文正而不正的贾政，还叫他把甚的去教训儿子？”（625）因为有了安如海这个家中的顶梁柱，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他的夫人慈祥而又纯良，远远胜过王夫人的私心杂念和阴险刻毒；儿子安骥科举成名、飞黄腾达，胜过贾宝玉的“死别生离”；两个儿媳妇同心合意，宜室宜家，助夫成功，和钗黛钩心斗角，最后闹得“金钗雪里埋，玉带林中挂”，一个守活寡，一个夭折的结局相比，那当然是好得太多了。
可是也正因为作者塑造的安如海这个通脱的道学先生形象太过于理想化，反而凸现了本书的“意淫”性质。这样的儒家完人，不仅《红楼梦》中没有，作者本人也做不到。他后半生从繁华归于清冷，不就是因为不善教子，弄得家产荡尽，“块处一室”、身无长物吗？这样看来，曹雪芹是个头脑清醒的失败者，而文康只能算是个犹不死心的做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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