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唐艳香与褚晓琦所著《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其中对西餐进入上海的历史描述颇有趣味。西餐是国人对欧美国家饮食的统称。十九世纪上海开埠之初沿袭广东人的叫法，把西餐称为“番菜”，后来又叫“大菜、大餐”。西餐在上海的流行得益于国人自办西餐馆，“中菜西吃”，“西菜中吃”。中式西餐馆尽管保留了西式的餐具和菜色名目，却改良了西餐口味，而且照样可以猜拳行令、招妓侑酒。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公共租界所在的虹口就有西餐馆，但因口味差异，餐具繁复，既不价廉又不物美在中国人中并不流行，只有少数猎奇的食客光顾。19世纪九十年代后西餐成为时尚，但中国顾客对西餐规矩依旧不太适应，当时的报刊常登载国人吃西餐的笑话。20世纪30年代后，西餐馆越开越多，从福州路、南京路的公共租界扩展到霞飞路的法租界，直至城里其他地方。西餐依然算“高尚的饮食，时髦的举动”，但日趋大众化。中式西餐馆一改西人饮食多生冷的习惯，将牛排等食材按中国人的口味烹饪，又推出“公司菜”之类的商务套餐，惠而不费。除了赶时髦，吃西餐的顾客还贪图餐馆环境好，比中餐馆清洁、卫生、安静，所以他们生意兴隆。

西餐流行和当时上海社会的普遍西化有关，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上海的杂志开始介绍西餐食谱，指导家庭主妇如何在家做西餐。西方的物质文明如电话、电扇、电灯，娱乐方式如台球、钢琴也随着西餐馆传入上海。因为中西饮食习惯的明显差异， 比如西人多肉食，讲求营养，国人多米面、素食，“好吃”讲求口味等，还引发了有关中西人种体魄和精神强弱的讨论。

总之，西餐在近代上海成为西方生活的一种符号，但也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