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继续参加“全球研究”工作坊。从上周日开始，一连三天早晨都有雷阵雨。又有三四名同事迟到。

 

主持人说周二的讨论会关注“区域研究”和“全球研究”之间的关系，比如它们如何相互支持，又有何种障碍，何种误解。他首先引用某位社会科学家的话：人类最独特的地方不在语言，而在于“如何运用语言，如何用语言建立富有生产力的‘神话’，来解释我们自己是谁。”他接着介绍MIT建立全球研究的情况：那里从现有教授的研究课题出发，而不是从外面找一个学界大佬，来建立学生感兴趣的全球研究项目。

 

接下来的讨论改由我校国际中心主任K主持。她先让大家对阅读资料发表意见：有关亚洲、东欧、非洲等国妇女运动的资料，特别是讨论“女权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研究某些学术理论是否能穿越国界，适用于不同的情境中。讨论中“外语”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家说到有些学生去不用学外语的留学项目，某些系的教授不能用外语教学等问题。

 

上午，主持人M还介绍了卫斯理大学在俄罗斯贝加尔湖的一个留学项目。他们大学的必修课要求多，为了鼓励教授跨系、跨学科合作，基于一位生物和俄文教授原有的兴趣，卫斯理建立了这个项目。初始开销很大，但以后的花销就小了。这个项目以后成为卫斯理其他系科建立海外项目的模版。

 

中场休息十分钟后，下半场参与者分成三组，假想一个海外教课的情境，设计课程、综合教授的兴趣并考虑当地的基础设施。然后回来和大家一起交流。有一组想要设计一个研究移民的课程，其中涉及到研究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另一组谈到参观古巴的艺术博物馆，讨论苏联的影响，公共卫生机构等。我们组谈到南京或华沙作为可能的地点，结合政治、历史、德文、英文教授和我的研究和教学兴趣，探讨历史记忆、人口流动、应对气候变化、都市化问题等。

 

交流完毕后，大家讨论一篇有争议的阅读材料：在美国学界，“地区研究”和社会科学各系之间相互轻视的偏见。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自认为必须做“地区研究”或“全球研究”还是可以跨越两界？在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中，今后十年的“全球”走向怎么样？这些问题可以作为周三开场讨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