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有个原住民族的语言中没有代表“左”、“右”的词汇或概念，他们总用东南西北等方向词来描述地点和方位。他们路上碰到，相互问候的第一句话偏偏总是：“你要去哪里？”加州大学认知科学家布罗迪斯基（Lera Boroditsky）刚去调查研究时，很不习惯被“土著”当成连问候都回答不清的“傻子”。但一个星期后，她发现别人打招呼时，她的脑海里会自动升起当地全景的俯瞰式微缩图像，辨别方向、问候寒暄不再是问题。布罗迪斯基由此意识到：不但语言决定思想，而且人的认知能力潜力无穷，我们只要努力，就能改变思维定式，掌握不同的语言。

语言对实际生活的具体影响毋庸置疑。比如，语言中不分左、右可能会让外国司机摸不着头脑，也给军人出操训练带来困难。又如，有些语言中没有“七”这个数字，也会影响以此为母语者学习数学的能力。但语言对思维的影响还有更多的微妙但重要之处。

翻开英文书，我们从左往右阅读；读阿拉伯或希伯来文的著述却要从右向左。相应地，说英语者看图讲故事时会把图片从左往右放，说阿拉伯或希伯来语者正好相反。两者对时间、空间的构想显然不同。英语强调事件的发生如何影响到人，西班牙语更关注引发事件的源头。所以，英语中说“他把手臂摔折了”，西班牙语则会说“手臂被摔折了”。即，两者对“责任”、“用意”的侧重不同，反映出两种语言对“主观能动性”（agency）的理解不同。

最有意思的是语言中的性别对我们言行、思维的影响。中文名词没有性别之分，动词也不需要随主语的性别变形。很多语言中性别泾渭分明，彼此却无统一标准。如，意大利语中椅子为阴性，德语中却为阳性。俄文中的一周七天都有性别，当语言学家让说俄语者表演星期一或星期三时，他们会表现得更男性化或女性化。桥梁在不同语言中性别也不同。画家倾向于跟从母语，母语不同的艺术家会在作品中将桥梁展示得秀美（阴性）或雄壮（阳性）。更有趣的是，以强调性别的希伯来语为母语的孩子与以性别模糊的芬兰语为母语的孩子相比，能分辨男女性别的年龄平均提前一年。

莎翁说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都一样美。孔夫子却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用怎样的词汇来指称、描绘物件和人物其实都隐含臧否，不但代表说话人的固有思维，还反过来塑造他们的想法、言行。由此看来，提倡“政治正确”，讲话时三缄其口，避免伤害别人也不无道理。至少，科学研究证明，双语流利或至少学过外语者更能发现母语中约定俗成的武断规矩，不至于将其当作“一句顶一万句”的不可更改的真理。

总之，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多元共存，百花齐放，才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反之，语言的消亡代表了某个思维体系的消失，给人类的集体传承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实在令人遗憾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