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示威、暴力在全国爆发。国民自卫队士兵手持雪亮的刺刀追逐纵火嫌犯，跑过七岁的Raynard Kington家的后院。他的医生父亲却依然开车去贫民区的诊所上班，只是首次在车窗里放上警察局发给医生的特许标志、一个白底蓝十字的金属小牌，以便通过政府的路障。

以上是我任教的大学建校一百六十多年唯一一位非裔校长6月1日致全校公开信中的回忆。正值新冠感染率居高不下的多事之秋，美国各地又因黑人George Floyd遭警察锁喉身亡爆发大规模抗议，雪上加霜。但校长说，“父亲最令我敬佩的是无论世上有多少骚乱与痛苦，他都能排除干扰，像激光一样聚焦个人职责”。他认可人人都以不同方式应对危机，但呼吁大家反思如何改善最脆弱人群的命运。他誓言坚守岗位，因为相信只有将知识植根于高尚的价值观并转化为实际行动，才是改变世界的唯一方式。

校长的曾祖还是黑奴。他自己十九岁大学毕业，二十一岁获医学博士，还有哲学博士、MBA学位，曾任美国疾控中心CDC和健康署NIH高官，在我校掌校十年，六月底离任。他承认夜不能寐，忧心怎么在种族矛盾激化的美国社会保护两个非裔儿子，但对热血沸腾，投身社会公平正义运动的师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显得富于人情味而充满理性、睿智。在当下剧烈动荡的世界里，校长依靠教育克服障碍、取得成功的切身经历更为他知识改变命运、造福人类的信念增加了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