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道旧寻》中，汪曾祺说：“学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大都存本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和馆子菜不同。北京菜有所谓‘宫廷菜’（如仿膳）、‘官府菜’（如谭家菜、‘潘鱼’），学人做的菜该叫个什么菜呢？叫做‘学人菜’，不大好听，我想为之拟一名目，曰‘名士菜’。”这是夫子自道。汪老本人既是学人，也是名士，他对食物的态度，也总有点“名士气”。

说到名士，大家可能会马上联想到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使酒骂座，佯狂卖傻，脾气坏，架子大等负面形象。或者就是闻一多教《楚辞》时说的，“痛饮酒，多读《离骚》”的山寨名士。相比之下，汪曾祺出身高邮大家，祖父中过拔贡，父亲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家里曾经有过千亩土地、两百间屋子、几家布店和中药店，他从小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他的一生却也颇坎坷。少年适逢战乱，青年颠沛流离，谋生无计，中年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沉浮不定，创作生涯被打断，直到花甲之年才重返文坛。不过，汪曾祺坚信人生总有希望，文学作品要给人温暖，所以对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和艰辛轻描淡写，倒是对人性的闪光之处情有独钟。

这样一个善良温厚的长者，怎么能和名士相提并论呢？其实，汪老也有过“年少轻狂”的岁月。他的儿女们回忆，母亲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汪曾祺，一袭长衫，一双布鞋，身形佝偻，“土得掉渣”。但他才华横溢，一篇为人捉笔的读书笔记，品鉴李贺，文彩斐然，被闻一多评为“比汪曾祺写得还好”。邓友梅描绘解放初的汪曾祺，不到而立，头发蓬乱，暮气沉沉，引来领导开会时不点名的批评，认为他缺乏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情”。

汪老对什么是“好文学”见解独立，始终不渝。担任《民间文学》主编时，他别具慧眼，发现陈登科来稿错字下埋藏的“金子”，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不佳作品不留情面，宁可得罪上级。他欣赏的是沈从文作品那样“贴到人物写”、而不是“聪明脑壳打架”的小说，讲求情节真实具体，文笔朴实洗练。他对某些时髦作家、作品“不买账”，私下评论某当红作家：“他也算小说家”，还对发明“抒情散文”的杨朔、刘白羽不以为然，认定他俩是用“感伤主义谋杀散文”的罪人。这种深藏在骨子里的傲气和狂气，让他老年时自我评价曰：“我做不成大家，最多只能当个名家。”但他“狂妄”的根基，除了才华，更是率真的个性和对信仰的坚持。汪曾祺反对“政治挂帅”、“主题先行”，小说只写自己熟悉的人物、事件和场景，常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没有更丰富一些为憾。

他的“名士派”在“吃食文”中表现得最突出，最有风味。汪老写得最多的食物有三：故乡高邮、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和他下放的张家口一带的吃食。他的笔下，素多荤少，小菜多，大餐少，野菜、豆腐、苦瓜、蚕豆皆可入篇。但他写普通吃食也引经据典，津津乐道地探究有关的诗文古籍、闲话轶事。酱菜、咸蛋、炒米等“故乡的食物”带来的“蛊惑”，更让他在食材不足时苦心孤诣，用北京的百页加干贝成功炮制出淮扬名菜“煮干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