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城是个中等城市, 并不像纽约或华盛顿一样繁华热闹。 但同C比, 这里文化生活更发达, 自有它独特的都市韵味。 A最使我愉快的是它既方便又幽雅，很有闹中取静的两全之美。 市中心离我们系步行只需十分钟, 那儿饭店林立, 花样百出。 学校的电影,音乐会, 戏剧表演等也无日无之。

我在A的时候, 导师是梅教授。从消息灵通的同学那里得知, 她的父亲就是五四时期同鲁迅们打过笔帐的有名的“保守派”，和吴宓一起主持《学衡》杂志的梅光迪。 梅老师是研究五四文学的, 特别是关于丁玲等人的左派文学有专著发表。丁玲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出后访美，曾住在梅教授家中，听说还闲不住，帮着打扫房间等等。说起她的选择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治学之路, 梅老师笑着说父亲的老友曾说她是不孝之女。 所以她现在研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社团, 特别是她父亲参加的“右派”学衡派, 也算是继承父业, 以尽孝道的意思。

 梅老师嫁了她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 一个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犹太人, 以后也在本校当教授。 我去A时,她的先生已经退休; 一次系里给她庆祝生日才知道梅老师本人也七十岁了, 可是看去如五十许人。 第一次见到她,  梅老师齐耳短发, 戴着眼镜, 衣着很朴素，行动很利落。

梅老师不但是个优秀的学者, 而且是个很善于教学的老师。 我从她那儿除了学治学的方法, 也学做人的道理。 我到A城以前,梅老师就交代师兄要帮助我熟悉本校的情况, 并把她自己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在A上课以后, 梅老师的讨论课是每学期必选的。上她的课,我感受最深的是她极善于调动学生的讨论。仿佛也没听她说多少话, 可是课堂气氛异常活跃, 真的有无为而治的风格。 以后听她介绍教学经验,才知道她教学四十年,每次上课前都经过精心设计, 并不是贸贸然说到哪儿是哪儿。上过梅老师的课, 经过和同学们的讨论锤炼, 我才渐渐体会到什么是有创意的论点, 什么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梅老师批改论文也极为细心, 但她改的往往是大的经络关键点, 决不因为琐细文法抹杀了学生文章的闪光处。 我想，她的教法就是钱锺书再三称赞的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度”（tutor system）。她改过的文章让我以后批改学生论文时都能受到启发。因为她对我的论文反馈及时又切中要害, 让不少同学羡慕煞我能有这样一位导师。 每学期上完她的课, 她还都要请我们这些学生吃饭, 平时上三个小时的讨论课她也常常带些巧克力饼干之类的小点心来, 严格之中也有慈爱的一面。

和梅教授攀谈，起初谈的都是学业方面的事, 以后就渐渐说起亲朋故旧, 同学老师。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如何从广东千里迢迢地坐船去考东南大学，又如何同在那里教书的，留美归来的梅光迪结为夫妻。梅教授的父亲早逝（1945），是她的母亲独立带大了四个孩子，并且想办法在抗战胜利后一起移居美国。梅教授说起这件事，很为母亲自豪。因为四个孩子中，她的小弟出生在中国，本来无法进入美国。可是她的母亲联系到了父亲生前在哈佛的朋友去国会游说，最终由杜鲁门总统签字，通过一项法案，允许美国公民未成年的子女入境。

去年我回母校，又见到了八十岁的梅教授。她依旧不见老，虽然腿脚不如以前方便，需以手杖代步，但说起退休之后的种种活动，还是兴致勃勃。现在她一面参加各种讲座和音乐会，一面也给大家讲课，介绍中国文化。“教书能让人永远年轻，”她笑眯眯地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