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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有趣的普通话变迁史

本帖最后由 tianfangye 于 2014-9-16 20:47 编辑

这似乎是一篇南方学者写的科普文章, 尽管本人意识到作者对普通话一些偏见而保留看法, 还是值得一读,故推荐。
BTW,南方人经常”蓝“,”南“不分, ”黄“,”王“混淆,难道这也是非普通话的优点?
日本人, latino也经常 ”L“, ”R" 不分的,谢天谢地, 晚清北方学者击败南方群儒, 确立了普通话的历史地位, 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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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普通话和南方方言差别巨大?以至于竟然互相听不懂?为什么用南方方言念古诗反而顺口押韵?为什么民国初年在制定国语标准的时候,粤语仅仅以一票之差输给北京话?本文将告诉你其中的秘密。
我们都知道日本人讲英语讲得极其蹩脚,但如果日本统治了英国,那么统治者那蹩脚的英语就会成为通用的语言。这种天方夜谭的事儿就发生在中国。现在通行的普通话,其实是操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鲜卑族、女真族等等游牧民族学习汉文时所说的蹩脚汉语,但他们成了统治阶级,于是他们说的蹩脚汉语就成了国语。
[400年前的北京话:吴语]

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吴语)。

[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

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小区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哩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哩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

[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

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不论它的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像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汉语,满人虽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然而其语言却难以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但是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

[第三种北京话的形成----内城北京话(mandarin)]

北京城里的一棵小树、厨房里的一件工具,用满语都无法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植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工具,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的严酷的语言现实。满语要继续说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人的语言的词汇和模仿他们的语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就像日本皇军学说中国话:「你的,八路的,干活?」一样,北京内城的满人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模仿汉语的历程。

但是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日本皇军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暂时使用英语的称谓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in,读作‘满大人’)。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走出北京内城,形成「官话」]

随着北京内城的「mandarin」这种蹩脚汉语的形成,在北京内城形成一个固定的说「mandarin」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团体----八旗贵族。「mandarin」成为地地道道的清朝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清官话」。

具体的时间有待考证,在《康熙字典》中的语音跟今天的普通话的语音还是一定的差别的,但是跟其它汉语方言相比已经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了。

从「满清官话」的形成史看,「满清官话」受满语的影响主要在语音方面,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蹩脚的汉语语音系统,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影响则十分有限,从语言的本质上将,「满清官话」还是应该归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而不应该归属于满语的一种方言,不过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汉语方言。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落地生根,形成「国语」]

「满清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在地域上的延伸,操着「满清官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地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并从当地的上流社会向平民社会不断地渗透壮大,最终使「满清官话」成为中国的「国语」。

从地域上来讲,中国的北方是满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语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个别地区,像两广、福建等地则由于「山高皇帝远」而受到较少的影响,这也是南方诸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押韵更亲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国没有著名诗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mandarin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兼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它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汉语代表语言地位的确立]

mandarin经过满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国的统治,再经过孙中山政权以一票之优势对「国语」地位的表决,再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上「国家代表语言」条文制订,普通话----汉语代表语言地位已经是坚不可摧。

[内城话北京话在北京的消失]

从语言史上讲,普通话不是北京话,而衹是北京的内城话,随着满清王朝的解体,北京内城的贵族群体也就在北京城里消失了,因而普通话的真正母体在北京城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把普通话硬说成是什么北京话,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还有一半正确,但是在今天还这样说大错特错了,因为「北京话」这个概念变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北京话」了。

[北方话与鲜卑语]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究竟谁代表了传统的汉话?这我们不能不回顾到历史事实。远的不说,汉族语言文化中心本在黄河流域,东晋的南渡和南宋的偏安,两度将文化中心迁往南方。头一次东晋继而宋、齐、梁、陈五朝北方完全在鲜卑族北魏,以后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统治之下。北魏孝文帝曾禁止胡服胡语,可见胡语即鲜卑语在华北必甚普遍。北齐又因鲜卑人反对情绪,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大加提倡。则今山东、河南以北几乎都成了鲜卑语通行的地区。第二次南宋南迁,淮河以北成了金朝女真人的统治区域。据宋人记载当时河南地区,竟到了「庐人尽能女真语」的地步。说白了就是「连饭铺伙计都能说女真话」。

鲜卑语词在《二十四史》中大量地保存着,仔细对比,和今天蒙古语几乎一模一样。女真语是满洲语的古语,对比女真语词与满洲语词竞「十同六七」。

鲜卑语既同于蒙古语,女真语又同于满洲语,而满蒙语言不管从语词、语法或语调方面又非常近似。那么,这两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在华北前后竟统治有千年之久。尽管隋唐统一于前、元朝统一于后,隋唐和元都是带有极浓重北方民族色彩的王朝,不但没能完全恢复汉官威仪,所说的汉话也早成了胡人的腔调,与南方截然不同。南方语言中至今保存着的「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总体来说南方语言近似文言,北方语言近似白话。任何文字记录语言都是记录当时说话的实况。因此文言所记当是中国古时的语言。南方语言既近似文言,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北方语言则是新加入的北语(叫「胡语」也没关系),北人说汉语也是「汉语胡音」,这是早有人说过的。因此北京的语音是「胡音」无疑,决非原来的汉音。北京语音调既是「胡音」,语言也是汉胡语言的「大杂烩」、「大融合」。例如下面这一句话:

「我带着哇单客了一趟车站旁边的那条胡同,想买点东西」。

这句话是北京年老的老太太还说的活语言,其中「哇单」(wadnn)乃满语「包袱皮」(兜东西用的),「客」是满语「去」(gene)的筛称,「站」是蒙古语的「站赤」(jam),「胡同」即蒙古语的「浩特」或「河屯」(hoton)。短短的—句话,包含了汉、满、蒙三种语词,语法是汉语法。诏·音和语调却是满蒙的胡音。谁曾料想到一句北京话会这样的复杂,它本身既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又是象征着民族大团结。当然,现在有些少数民族语词在汉语中表面上看不出来了。例如:我在内蒙去过一个村子参观「水土保持」,这个村子名叫「东擀杖」。甚为不解。后来,蒙古族同志告诉我原来叫「东甘珠尔」(「甘珠尔」系藏语),竟讹成了「东擀杖」。「擀杖」者「擀面杖」也。「擀面杖」家家有之,易懂。「甘珠尔」难懂,老百姓且不知其含意,所以按具音近,讹成「擀杖」了。这种情形在语词中不知凡儿?多数已难复原,竟被人认为是汉语词了。其实不是。

所以,清代以京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官话,为「胡音」无疑。官话通行的范围,即「汉语胡音」扩展的范围。据语言学家的意见,汉语官话方言可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宫话。而北京官话即为华北官话的根据和基础,它的范围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河南和安徽北部的一角。我上述自己实践所得,正和专家所分华北官话区域特点一致。若是从宏观来看,上述四种汉话中的官话方言,那就除去东南闽、浙、赣、湘、粤少数省份和青、藏外,都属于官话方言区。其面积之大更可以想象。

说到这里我再举一例:我在内蒙执教20多年,所教蒙古族学生本来不会汉话的,学会汉话之后,一讲即是正确的北京音。此事令我十分奇怪。南方学生就不行,总带乡音。外国学生更不行,四声都弄不好。此决非蒙古学生聪颖过于南方学生和留学生,必有一定的道理。现有的惟一解释就是蒙古语音与北京语音相近。

这反过来证明,北京话的语音不是汉族(保留在江南的)传统的语音,而是满蒙语音占主导地位的「胡音」,即满族学习汉文时所说的蹩脚汉语,但他们是统治阶级,于是他们的话就成了正统的国语。
ZT 凤凰网
现在流行的是台湾腔了
zhoujin 发表于 2014-9-17 00:08



    欧, 那是国语。。。
8-90%国(汉)语网络(黄*色)语言是台胞发明的吧?
谢谢讨论。
更多资料
在割据于中国的南腔北调中,南京话、北京话,成为中国官定“标准音”的主要竞争者,而普通话的诞生和普及,正是一个国家走向开放、流动、融合的重要工具。

  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

  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

  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官话、国语与老国音

  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之前叫“官话”。

  官话的前身又叫共同语。汉代时,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汉族知识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建康话为主。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当时的扬州话由于接近建康话和《切韵》,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当时的扬州话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苏州话和当时的首都长安话一道,也成为一种通行语。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明季之时,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

  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语音称为吴语。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此后,中原战乱,汉人多次南迁,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避免南北之争的“老国音”-----
清代一开始,仍以南京官话为正统。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较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由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其标准音的地位。这样,北京白话开始成为唯一的标准音。

  1911年,满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并建议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

  至此,北京官话在政治上初步确立了汉语标准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1892年,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厦门人卢戆章出版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

  但是,由于卢戆章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专注于厦门方言,未能成为影响全国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的主张也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与此相反,凭借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河北人王照则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

  与南京官话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话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满族的影响很大。满洲入关以后,满语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但是,满族人不能区分尖团音,也不会发入声,因此,满洲贵族所说的北京官话是满族化了的汉语,也被戏称为“五音不全”的汉话。

  1913年2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南北之争依然激烈,难以形成统一认识。由于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担心南方势力会一统天下。于是,他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议长吴稚晖支持一省一票,但在会前就提出了“逐字审定”的原则,不再执着于以哪种方言或官话为标准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争的进一步激化。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京国之争”

  “老国音”诞生之时,袁世凯正为宋教仁案焦头烂额,顾不得推广国音。不久后,二次革命爆发,再往后,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没人去理会国音推广的事情了。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注成功。至此,“老国音”才正式在全国推广。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江浙派为主,虽然概括为“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但是也有人后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是以江浙吴语为基础音的国语。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持京音的一派也有把自己方言的语音加入京音的。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难学。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

  “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由于“老国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音代替“老国音”。

  1920年11 月,黎锦熙约同吴稚晖、陆衣言、范祥善等,与张士一、顾实、周铭三、陆殿扬等大会于南京,讨论国音问题。由于京音派坚持根本改造的主张,结果是不欢而散。

  “老国音”的推广恰逢五四运动,此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

  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留学生中“废除汉字”的言论也随之兴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随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也著文支持钱玄同。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简化语音,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京国之争”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增修问题时,吴稚晖放弃了维护“老国音”的主张,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国音”确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广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的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顿。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三年国内战争。因而,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政府在全国统一国语的目标仍远未实现。
“普通话”诞生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那么,现代“普通话”标准是怎样确定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普通话”历史

来源
朱中原
2010年06月09日10:04   来源:人民网-《大地》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40/11825478.html
无可否认,单从语法来说,普通话真的比较简单,也比较好学,语音相对简单,口语和书面语基本差不多。但是我 ...
yukiru 发表于 2014-9-18 20:38


谢谢 精通大粤语的亲身体验。普通话语音模式是地球上最简练,先进的。
普通话咬字清楚, 但比较生硬。

像吴语,用粤语唱歌比较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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