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1867—1959）可谓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出版界的第一人。他是浙江海盐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是蔡元培的同年，曾经担任过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管理译书院事务，后任公学总理 。1901年他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从那时开始直至他逝世， 张元济和这个现代中国的文化重镇结下了不解之缘。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幅对联。百年中国，多少人上下求索，寻找富国强兵之路。当年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文化救国”的不在少数，惟有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一生的功业。
1902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因为他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联系起来。张氏执掌商务，呕心沥血，一方面搜集古籍善本，重刻出版《四部丛刊》，为天下读书人所重；另一方面他聚集人才，一起编写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科书，字斟句酌，精心推敲，成为全国通用的课本。有的课本重版三十多次，销售超过一亿册。他的管理方式又强调事必躬亲，对于出版的书籍，从内容到格式，从纸张到印刷，都用心考量。所以，商务出品，无一不是内容翔实，装帧精美，受人欢迎。
在上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中，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擘的蜕变，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重要机构。到1910年，商务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掌管商务期间，他又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到1926年，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抗战时期，日军蓄意掐断中国文化的命脉，狂轰滥炸之下，不仅商务印书馆被夷为平地，东方图书馆的善本也被大量烧毁。半生心血隳于丙丁，张氏的心境可想而知。 然而，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之后，六十六岁的他在东方图书馆被焚毁的当天立即重返商务，主持商务复兴的工作：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书。张元济对向他表示慰问的胡适说：“如果商务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以后的岁月里，他被困孤岛上海，依靠卖字画为生，生活艰难困苦，但坚决不当汉奸。因为他对于保存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也因为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骨，张元济被世人誉为“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能实现新道德的旧绅士。” |
发表于 2011-11-2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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