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帖

贾植芳先生二三事

一晃眼,贾植芳先生去世已经整整一年了。先生一生坎坷,因参加学生运动坐过国民党的牢,因被怀疑“通匪”坐过日本人的牢,五十年代又被划为“胡风分子”在秦城监狱坐了十几年牢。文革之后,在我系资料室打杂,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正式恢复名誉,重登讲台。

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正统的说法应该是师祖。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先生则年过古稀,早已退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心中忐忑,不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见面会是什么光景。熟悉以后,才感到先生真是一位可爱又可敬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那时先生住学校的教师宿舍,装修什么的自然谈不上,但常常人来人往,高朋满座。他的学生,老友,记者,编辑,乃至海外的访问者,一来就是半天。他又好客,中午一坐就是一桌吃饭的人。第一次见面,我见到的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戴老式的黑框眼镜,面庞象一个风干的核桃,更衬出两耳的略微招风。先生烟瘾很大,爱喝酽茶,耳朵有些重听。一开口,是浓重的山西口音,开头几次我常常需要别人翻译才能完全听懂。先生很淘气,每次见面都要故意问我“吃不吃烟?”又常常跟我说起他认识的朋友和以前学生的趣闻韵事,然后自顾自地开怀大笑。我看他咧开嘴,镜片后面的眼睛眯成两条线,声音洪亮欢畅,完全没有为师者应维持“道貌岸然”的自觉。所以,见过先生一两次以后,我就没了拜见名人该有的“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了。

先生已往的经历,他从不对我们提起,我也是后来看了师母的回忆录才了解的。比方说,他关在秦城监狱,师母去看他,却不准相见。师母只能留下一双亲手纳制的新布鞋,里头装几颗山西特产的大枣,借以告诉他自己已被遣送回山西老家“劳动改造”了。先生出狱以后,也下乡劳动,虽然身材瘦小,却逐渐锻炼得能挑二百斤重的担子,在田埂上健步如飞。我看过一张他当年落难时拍的照片,只见他右手夹着烟卷,唇边带笑,头向后仰着,没有一丝一毫的戚戚和惶惶。我觉得先生人格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他身处逆境时不仅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良知与信仰,而且始终从容不迫,积极向上。

先生对我在学业方面的指导,最重要的应该是他的国际眼光。当年我校的文史哲三系一向以外语水平低下出名。有一回我突发奇想,觉得应该读些英文书,试试搞点翻译。先生听了大为赞成,我问他,是该翻译简奥斯丁的通信还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日记,他说,后者应该更有意思。这件事当然只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凭我当时的外语水平,恐怕也不能胜任翻译的任务,所以最后不了了之。但先生能慧眼独具,并不觉得我想做翻译是不务正业,让我一直很感激。后来才知道先生曾留日,做过日文的翻译,他的英文应该也不错,并不是整日钻进故纸堆的老夫子。文革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复兴,他也功不可没。

我的老师告诉我,他真正学会研究,也是因为受了当年还屈居资料室的贾先生的指点。那时先生独自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小屋里,师母还在山西老家。我的老师写了篇关于巴金研究的文章请先生看,先生看过之后,当时不予置评,只邀请他晚上去家中小酌。老师说,那一晚,先生请他坐在一张破旧的课桌旁,然后拿出一瓶老白干,一小碟萝卜干,两人你一杯,我一杯,一直谈到深夜。“我这才知道研究应该那样作。当然,从此我也学会了喝白酒”,我的老师后来回忆说。

贾植芳先生并不是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也不因文采斐然而闻名海内外。他流传后世的文化遗产,一是在于他身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良知。另一方面,他虽然述而不作,但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其循循善诱的良师风范必将薪火相传,成为后辈学子的福祉。
原来你是复旦的.

贾植芳:

    山西襄汾人。

    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上海通俗研究会名誉会长。贾植芳创建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研究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博士生导师。

    著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契柯夫手记》(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等。(完)(记者黄泓/上海报道)

回复 2# 耐心是金 的帖子

谢谢楼上补充信息。在下是破门而出的劣徒。
膜拜啊···
没考上复旦的同学失落的飘过···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