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 (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中学时代学习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那时的语文老师把他作为反面人物,说他偏袒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鲁迅骂他完全有道理。我对陈源的认识,以前长时期里一直仅限于他被鲁迅骂过,他的论著则从未有幸识荆。近日凑巧,借到他的《西滢闲话》,还是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第三版,终于对其人其文有了进一步了解。
陈源中学时代就去了英国留学,后来获得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了许多杂文 。他的《西滢闲话》就是专栏作品的结集出版物。从学历谱系来说,陈源应该算是“京派”作家。虽然他一生的著述不多,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更少,但是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态度来说,他和胡适、徐志摩等人是有相似之处的。郭沫若曾经说过,他们那个时代留日学生要比欧美留学生更激进。鲁迅周作人不用说了,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推崇,夏衍对日本左翼文学和革命运动的热情,都显示了中国学生留日,好像不是为了学业,更多是为了实践如何成为“职业革命家”。相形之下,胡适、徐志摩、陈源等人除了学历高、学校名气大以外,回国以后也大多在当时的一流国立大学任教,衣食无缺、待遇优渥自不待言,而且行有余力,常常举办些沙龙、讲座之类的风雅事,又为国际知名人士象泰戈尔、罗素、杜威等人的访问做做翻译等等。这些前欧美留学生在思想方面多半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熏染,对于军阀政府压制言论自由虽有不满,但不至于激烈到支持反政府的行动。陈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陈源和鲁迅结怨,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学生风潮,当时双方互相笔战,闹得不可开交。在《西滢闲话》中,陈源批评学生罢课闹事,破坏了正常的学校秩序:“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象样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他甚至将学生运动比喻为“茅厕”,提出“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 (《粉刷毛厕》)。鲁迅引用过的陈源名言“某籍某系”,指的就是他在文中指责北大中文系的浙江籍教授们“挑剔风潮”。
说陈源袒护政府倒也不尽然。因为他在《西滢闲话》中常常对军阀的贪污、腐败、专制大加鞭挞, 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提出批判。只是他始终从一个维护秩序、 提倡英式理性的大学教授的角度来点评时政:他对于当时中国新闻界不了解国际时事,错误百出固然大加讥讽,对于国人任何挑战既定规则的行动也并不赞同。有人说他“反动”,也许吧,我倒觉得他天真。这不光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他的英式教育其实并不适合当年的国情民心,也不只是因为《西滢闲话》中他对孙中山表现出的仰慕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孩童式的英雄崇拜,而且还因为他行文中流露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实际上注定他的文章在当时的青年学子中只会引起反感而不是共鸣。
显然,《西滢闲话》只能是在陈源那个圈子里流行的“小众”文字。他与留日系统的文人相处得也并不好。后来,又有他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公案,两人结怨更深。鲁迅骂人自然不留余地,痛快淋漓,而陈源评价鲁迅也是针锋相对。他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就算是对于鲁迅的作品,称赞之余他也要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馀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这种论调,当然引起鲁迅和他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弹。陈源的“闲话”,倒他在笔战中忙得焦头烂额。
不过,我觉得较之与他同时代、经历相似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战友”胡适徐志摩还是“论敌”鲁迅周作人,陈源吃亏的还是传世之作太少,以致现在面目扭曲不说,而且身后寂寞,无人问津。 西滢的形象至少在中国大陆 -如果还有人关心好奇的话-是负面多于正面 。国外研究陈源的也寥寥无几。几年前我在美国参加一个研讨会,有发言者研究凌叔华,才重新提起这位中国近代“才女”的夫婿。不过陈源当然不是关注的焦点。相反,凌叔华与英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弗季尼娅沃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通信,以及她和沃尔夫的外甥、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 1908-1937)抗战时期在武汉大学的所谓婚外暧昧关系,则在会场上引起高潮。没有人记得当年陈源和凌叔华两人“以画为媒”的文坛佳话,也无人说到陈源以后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这其中当然有政治因素。不过仅从《西滢闲话》来看,陈源作为文人墨客还是心力才气有所不逮,无法在文字上同犀利敏锐的鲁迅或者渊博恣肆的周作人一较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