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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点严肃的,教师节好文欣赏

学术启蒙之师

从1982年9月1日作为本科生到南开大学报到,到2002年9月2日作为教师离开南开到北京大学报到,我在南开大学学习、生活、工作了整整20年,也许是命中注定,一天不多,但一天也不少。
在南开大学学习和工作的20年里,我曾得到过许多前辈的提携,也得到过无数同龄挚友的帮助,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在退休前完成一本书,名字叫《走南闯北》,这里的“南”特指南开大学,“北”特指北京大学。我力图从西南联大历史以及我所接触到的西南联大的教师和当时的学生写起,也融入1978年以来我个人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希望从中能够总结出一些中国高等教育在过去100年的经验和教训。
与车先生的许多弟子稍有不同的是,我在南开跟先生学习现代西方哲学3年,后来在先生的领导下作为政治学系的教师一起工作了13年,所以,先生对我的影响就不止于几件涉及个人发展的小事情了,而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研究的态度以及作为教师的职业操守。从车先生身上,我发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些群体特征。
对知识有所敬畏。如果从代际的角度看,在过去100年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主要是那些求学于20世纪20-30的群体;“第二代”是指求学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群体;“第三代”则是那些求学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群体。求学于20世纪20-30年代的那一代青年群体,虽然国家多灾多难,社会动荡不跌,但追求知识和真理是那一代有志青年的共同之处,那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学术多元,留下许多不朽之作。而求学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学者,由于国际和国内环境的限制,虽然从整体上不及老一代学者,但其中继承老一代学者衣钵的也不乏其人,其中车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我在南开做学生时,两代学者都接触过;后来工作时、特别是负责全校文科科研时,对两代学者的了解更深入。这两代学者的佼佼者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知识有所敬畏。先生在做公开讲座时,听着云集,先生通常是带着自己精心准备的讲稿,即使是先生给我一人上课,先生也总是带着两样东西,一是原著,一是自己阅读的笔记和心得。这种对待知识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如果说我在追求知识积累的过程中有所进步的话,这与先生的耳濡目染是分不开的。
善待每位学生。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职业比塑造人的职业更崇高,这就是教师,不管教师自己的学问如何高深,但能将每位学生培养成不但有知识和智慧,而且还具有情趣,那是教师至高无上的成就。这是我与先生多年共事所得。先生性情温和,这与先生学术的严谨多少有点冲突,尤其是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学生因为各有志,因而对待学术的态度自然不同;学生因为脾气性格不同,因而处事方式亦相异,但先生总能以欣赏之心对待每位学生。共事多年,从未从先生口中听过对任何学生的不满。相反,当学生有事相求时,先生总是尽力帮助。回首过去,我自己作为教师带过无数学生,善待每位学生成了我作为一名教师的座右铭,这与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随遇而安。观念决定着每个个体的行为,价值取向决定着每个个体的偏好,政治学家通常关注人类的公平,经济学家通常关注资源利用的效率,而哲学家则关注公平和效率背后的价值取向。在我从哲学转入经济学有转入政治学之后,跟随先生所学的哲学真谛“终极关怀”令我受益终生。先生处事的方式是随遇而安,在开始时,我并不是很理解,总觉得以先生的学识和人品可以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终于悟出随遇而安对于人生的意义。当我将离开南开来北大的决定告诉先生时,先生请常建师兄、杨龙师兄、杨师兄的女儿和我吃了顿饭,在鼓励之余,先生作为老北大向我们讲起北大的历史和北大的特点。在北大呆了10年之后,才发现先生骨子里的北大情节和北大精神:随遇而安但有风骨。
在我离开南开10年之际,得知先生终于同意我们写点东西,老实说,这几年忙于教学和科研,难得回南开一趟,即使回去,也是来去匆匆,与先生的交流越来越少。但静下来时,总是想起先生、想起师母、想起车颂、想起南开:想起苦恼彷徨时到先生家里诉说;想起骑着自行车带着先生去火车站送先生出国开会;想起师母端上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想起师母来到11宿舍为我那刚出生几个月的宝宝炒芝麻;想起在先生家里想张开嘴与前来的外国朋友说英语但又不好意思的尴尬场景;想起与车颂一起骂骂咧咧地玩耍;想起为某些观点或些许小事与先生争论;想起师母给我讲先生年轻时的故事;想起。。。。。。
很想念车先生和师母,也很想念南开,因为那里曾经是我的精神家园,更是我的第二故乡。
王正毅写于2012年教师节

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正毅是你?
~心宽灵深爱永远~
王正毅是你?
aimei 发表于 2012-9-14 10:42


不是,是我的一个哥们
回复 3# 好酒
谢谢分享
9哥经历丰富
有教师节
买金子打折那
看看 教师买金子, (*^__^*) 嘻嘻……
~心宽灵深爱永远~
教师节,当天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

http://zqb.cyol.com/html/2012-09 ... b_20120910_3-02.htm

“想学”和“真想学”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李连江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9月10日   02 版)

    车铭洲教授在南开大学执教已经整整50年了,我与车老师的师生缘也已结32载。这期间,我当了3次学生,也做了3次教师,出入6所大学,起起伏伏,磕磕绊绊。幸有车老师呵护,我总能走出黑暗,克服迷茫。

    第一次见到车老师,是1980年6月,西方哲学史期末考试,口试。我抽到的题目是关于康德哲学,看了题目,似懂非懂,只好硬着头皮见考官。

    主考有3位老师,两位老师熟悉,另一位老师没见过。我小心翼翼回答完问题,心虚地问:对吧?一位老师显然觉得有几分好笑,严肃地说:这是考试,问你呢。我一时语塞。这时,我不认识的那位老师开口了。他不紧不慢,轻声细语,讲解康德哲学中的范畴、理念、观念、上帝几个词的意思。

    后来才知道,这位把口试变成授课的老师,就是车老师。再后来,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教师的天职是教学生,授课与考试都只是教育的手段。

    师母用一个字概括车老师治学:苦。车老师不言苦,只说做学问必须“坐得住冷板凳”。车老师的苦功和坐功,同学们没有不佩服的。我清晰地记得车老师坐冷板凳苦读的情景。我开始登门求教时,车老师刚搬出集体宿舍,一家三口住两间平房。一个冬日,我去请车老师看一封信。进门,车老师正坐在木椅子上伏案埋头读书。屋里冷如冰窖,车老师披着大棉袄。那一瞬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对冷和苦的直观理解。

    坐冷板凳,需要定力;下苦功夫,需要忍耐。定力和耐力,归根结底是意志。有志于学,车老师称为“想学” ;笃志于学,车老师称为“真想学”。

    1986年,哲学系学生会组织一次座谈,主题是怎样学英语。车老师主讲,教室坐得满满的,气氛热烈。车老师开口就问:各位同学想不想学英语?听众显然有几分意外,坐在前排的几个同学小声说:想学啊!车老师接过话:“想学?真想学还是假想学?真想学?那就学啊! 只要学,怎么学都能学会! ”

    车老师论学哲学,讲的是同样的道理。他说,一开始看康德的书,看不懂。硬看,反复看,慢慢就看懂了。车老师曾给韩旭师兄和我讲罗素哲学,读《人类的知识》,一字一句地解读分析,可以想见他是怎样硬读的。

    车老师说的真想学,我体会至少有四层意思。真想学,就不在乎别人学不学,也不在乎别人学得怎么样。大学三年级时,一次,在他家里,我说刚入学时因为英语基础等于零,对英语课怕得不得了,又见同学们个个用功学英语,而且几乎人人基础比我好,就不想学了,觉得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别人。车老师回答说:“学的人很多,学得好的很少。”

    真想学,就会努力学好,不会满足于差不多。有记者问季羡林先生,学那些早已作古的文字,如梵文、吐火罗文,有什么用?季先生淡然说:世间的学问,“学好了,都有用;学不好,都没用”。什么时候算学好了?季先生没说。我觉得车老师的话隐含了答案,那就是人少。无论学什么,同等水平的人少了,就是学好了。

    真想学,就会对自己有耐心。学英语是慢工夫,往往投入很大,收效很小。聪明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失去耐心,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把时间花在别处更有成效。真想学的人,下了功夫不见效果,会觉得理所当然,不急不躁,耐心学下去,慢慢就学会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在英语上用功不小,水平却原地踏步,不由得怀疑自己的语言能力。车老师说,这是学习过程中的高原现象,任何学问,达到一定程度,就像上了高原,再攀高一步要加倍努力。

    真想学,才能埋头耕耘,不问收获。学者不可能不在乎学术成果,不过学术成果的有无和多少,并不总与学识和能力成正比。真想学,会更看重能力的提高,少计较成果的多少。有一次,我跟车老师说,有时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想想,觉得脑子空空的,什么都不会。车老师说,空空的是知识,知识很容易在记忆中消失,但是能力不会随着知识消失。

    我自己的教龄,已经超过20年。不过,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我会继续效仿车老师,像他对待他的学生一样关心我的学生,延续车老师的教泽。
老教授看着满清苦的
~心宽灵深爱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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