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策2010之经济篇：分配体制调整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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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希望能像美国人一样花钱。


整体经济

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致力于上行曲线的突破口，也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无法绕过的问题之一。然而，当下的中国，少数人集中占有大量财富消费需求却十分有限，穷人的消费需求巨大但是又不敢花钱，收入分配体制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拿什么刺激你，中国的消费

长期以来，“投资驱动型”模式使经济短期内获得了高增长，但是这种粗放型的经济是在消耗了后人福利的情况下实现的，很难长期维持

“房奴”“穷忙族”“蚁族”……这是一个流行概念的时代。不过，诸多看似新潮却又略带辛酸的称谓后面，隐藏的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难题----内需不足。

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就不能绕过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内需不足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中的“短腿”。

“到今年6月30日，中国的存贷差(存款与贷款的余额之差)为18.9万亿人民币，这说明，一是银行贷不出去，社会用不了这么多钱，二是消费不足，原本应该用来消费的钱滞留在银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包明华引用这个数据说明中国人不敢花钱的程度。

“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花钱

庄健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使经济短期内获得了高增长，但是缺乏质量，这种粗放型的经济是在消耗了后人福利的情况下达到的，不能长期维持。而改变之道，就是减少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加大消费在GDP中的比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856美元，2008年，则突破了3000美元。但是，亮丽的数字却无助于改善内需。

与投资和出口的增速相比，居民消费增长相对较慢，在GDP中的比重较低。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印度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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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关于为什么印度人要比中国人敢花钱的解释里，都会提到，印度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教育的收费很低，贫困老人可以从政府领到津贴和免费的粮食。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大多数人不敢消费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为未来存钱。因为子女的教育、父母的医疗，包括自己养老，都可能会是一个不菲的数目。

而高昂的房价，让已经不敢花钱的人变得更加缩手缩脚。1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显示，“85%的中国家庭无能力买房”。没能力买房的攒钱买房，而有能力买房的，买了之后，就必须削减其他消费。

广州的张先生告诉记者，房子像是“绑架”了两代人：父母毕生的积蓄给他付了首付，每个月占了家庭收入三分之一多的月供让生活显得捉襟见肘。

有分析认为，这种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体通常有“投资抑制消费”的倾向。这些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外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社会保障体系却迟迟没有大的起色，主要是因为大多数钱被投资到了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和各种项目中去了。

“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使人对未来支出不确定，有钱不敢花。”包明华说，只有让大家对未来有了明确预期，消费能力才会被释放出来。他认为，可以通过税收等方式把富人手里的钱转移到对于穷人的保障上来，比如建设廉租房等等，减少穷人的压力，释放他们的购买力。

收入过低，没能力消费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仅仅是中国人不敢消费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过低。

发改委专家出具的数据显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 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而《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中列举的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50%，在中国则不到10%。

刘煜辉认为，由于政府主导性比较强，使初次分配更多地偏向于资本、偏向于政府。

“应该将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状况改变为向居民倾斜，百姓的收入比重上不来，消费就上不来。”庄健说。

　内需增长空间大

“未来十年，是转型的十年，中国的潜在增长因素非常多。”刘煜辉说。比如，中国的城市化率从现在的45%提升到60%以上，就意味着3亿～5亿农民进城，他们要买房、买家电等等，也就意味着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增长空间。

另外，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乃至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都很健康，为经济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像企业的负债率基本在50%以下，这是让发达国家很羡慕的。”刘煜辉说。

刘煜辉指出，只要未来十年，政府积极推进收入分配，使国民财富有实质性的增长，中国的发展“无可限量”。　　

　 对话：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庄健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

刘煜辉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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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按照规划，2020年，中国将进入小康社会。您预测一下，到时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

庄健：我认为，中国的GDP不可能总是保持高增长，未来五年，能保持在7%～8%就很不错了。经济发展模式也将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变为出口、消费和投资的协调拉动。中国经济将更多地注重可持续性，注重效率，更加绿色、环保，更注重长远发展，为未来打下基础。

刘煜辉：要是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应该接近美国的60%。如果中国的经济结构能够调整成功，也就意味着增速下降，这是规律。西方发达国家转型成功，进入以消费主打的经济体后，GDP增长长期维持在3%～4%。中国到时候也会下降。2020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将会有很大提高，消费率将呈上升趋势，回到50%以上。

消费率上升意味着什么？

刘煜辉：中国的消费率只有30%多，却同时又是奢侈品消费第二大国，说明财富在向少数人集中。富人的消费需求有限，穷人的消费需求巨大，但是不敢花钱，或是没钱消费。这样的金字塔形社会，是不稳定的。

我们应该向橄榄型发展，提高整体国民的收入，使中产阶级的家庭能覆盖社会总人口的40%以上。中产阶级增加不但意味着社会稳定，还意味着房地产、汽车等耐用品的消费会增加，内需会被拉动，消费率会上升。

按照中国经济的现状，要达到这些目标，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刘煜辉：中国现在一国的消费，只抵得上美国的加州。只有改变收入分配体系，家庭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国民财富有实质性的增长，内需起来，中国经济才能走上长期增长的道路。那时就业充分，所有人就都安心了，因为看到了前景。

庄健：除了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我认为，高科技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不能忽视的。科技进步是引领一个国家发展比较长远的力量。像依靠劳动力，或者资金，都不是长久的，过了这个增长阶段后，需要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需要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尤其是企业层面的科研投入，国外大量的科研成果就是在企业产生的，直接向产业转化。如果不注重科技，只能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不能在“微笑曲线”的两端获得利润。

畅想：我希望想花钱就花钱

胡建花 27岁 家政服务员

说起来，我从河北农村到北京打工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再回到农村的打算了，因为我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老家的生活了。

我叫胡建花，今年27岁，主要做家政工作。我的丈夫也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做汽车修理。我们俩每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在北京这个城市，这个工资水准不算高，但也足够过得滋润。

不过，最近几年，我明显不敢花钱了，好像什么东西都贵了。从前去超市，一百块钱能买一购物篮东西，现在也就能装满半个。像大米、油的价钱比前几年都涨了好多，但是工资没涨多少。

其实我和丈夫在吃饭上花不了太多钱，我们工作的地方都管两顿饭。我们两岁的孩子放到了农村的婆婆家。除了每个月几百块钱的房租、电话费，没有太多花销。

我爱美，没有小孩时，经常逛街买衣服。前几年，我逛街时看中一件衣服，就会买，不喜欢了就不穿。现在不行，经常是看中了，想一想，然后对自己说，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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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敢想花就花呢？除了物价不断上涨外，我觉得未来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孩子小，总要给她存点钱上学；父母那边，万一病了，或者有什么事呢。虽然现在小孩和父母都不需要我花什么钱，但是以后呢？

我突然发现，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负担很重。关键是这个负担是说不清的，孩子上学得花多少钱？老人病了去趟医院得花多少钱？我心里没底。我们还没有买房子的打算，实在太贵了，不敢想。

每次拿到工资，我都必须存起来一部分才能心安。即便攒不下太多钱，有总比没有好。

我发现不仅仅是我不敢花钱。我身边不敢花钱的人越来越多。我原来服务的那家人，每个月收入得有个七八千吧，可是他们要还贷款，要给我发工资，要交什么物业水电，还要吃穿，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稍微贵点的玩具、衣服，他们都不给孩子买。

我还接触过工资更高的人，好像只要上有老、下有小，又需要供房子的，就不怎么敢花钱。

我很羡慕现在服务的这家，丈夫在国企，妻子在外企，每个月收入怎么也得有两三万。他们的房子是自己的，工资高，福利好，很多花销还可以报销。他们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可以放心花钱的人。不过就算这样，他们也不敢每个月把工资都花掉，总要为将来孩子上学攒一部分。

我现在最希望十年之后，上学、生病，都能像从前那样，有国家管。拿到工资，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全部花掉，不需要再考虑那么多。

無心風月

既得利益者不見得願意妥協，只要基本結構不變就仍有漏洞可以鑽，即使中國未來國民平均收入能穩定上升，但是貧富差距不可能因為幾個收入分配的政策而縮小，雖然中產階級會因此越來越多，但是貧富差距只會越來越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