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回忆录:我那不堪回忆的大学生涯(196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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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堂教学
二，社教运动
三，教学改革
四，文化大革命
1风潮初起
2“二月兵变”
3恐怖的“红八月”
4大串联
5两派对立
6孙泱之死
7血腥武斗
8文革感受
五．黯然离校
六．部队农场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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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经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http：//ebook.tianya.cn/buke/38339.aspx）。这本书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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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教学阶段

1．        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在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之前，我甚至还上江西中路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所以知道了这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大大的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决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因为是学生票，才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那是趟慢车，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落后所震撼。过黄河时，已是半夜，虽是一夜未眠，也没看见。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对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认为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小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而我交的卷子上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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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陶醉、忘了自我。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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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统计系，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了。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述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大水。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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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也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吃的就差得更多了。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我的哥哥在西北某高校，1960、61年时，低年级各自回家，高年级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死了两个学生。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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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从1962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当然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往往是步行走回学校吃点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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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园生活
人大的日常生活管理，十分强调自律。刚去时，连辅导员也没有，一年以后才根据上级要求配备的。班里面各项工作都靠自己，靠学生干部。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人大的男女同学是在同一楼舍内。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八间宿舍，女同学在中间两个，两边各三个宿舍是我们两个班的男生。男女同学共用一个盥洗室，早晨一起洗脸刷牙，傍晚一起洗脚洗衣服，真的是朝夕相处。夏天，甚至一边是有的男同学光膀子冲澡，一声喊“闪开点啊！”一盆凉水就从头上浇下，旁边洗衣服的女同学便“哇”地一声跳开。大家相处都很好，几乎没听说有什么“绯闻”。1965年，社教回来，搬进了东风三楼。虽然是楼房，可还是女同学在二楼，我们在三楼。这年的9月，来了一大批冒着轰炸、历经生死、从血与火的前线下来的越南女留学生，和我们住在同一楼层，还是隔壁房间，还是共用同一个盥洗室。1966年夏，由于国内文革的开展，她们只能撤回本国。临行时，她们的哭泣与不舍，依然历历在目。据说直到八十年代初，高校重新招生后，人大依然是男女生同一楼舍。是在教育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才与其它高校一样实行男女生宿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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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虽然不多，但比起中学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我的体质不算强，所以常跑个步活动一下。往往是拿出星期日的半天，向南跑到白石桥、紫竹园一带，再跑回来。而南方没有的滑冰，是我的最爱。一到冬天，就盼着在北五楼旁边的人工湖上滑冰，至今也没滑够。
我的一位好友，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有钢琴房的钥匙。对那高级玩艺从没碰过，充满了神奇和向往。于是，我向他借了钥匙，逃课去练琴。但终因无人指点，弄了半天，只会用一个手弹。二、三个星期后，也就作罢了。直到了六旬之后，因为陪上幼儿园小班的外孙女学电子琴，结果她不愿意学，我倒学了几下。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高中、大学里不开设音乐、美术课。这些也都是我的喜好。在初中有这些课程时，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在现在的高校有相应的选修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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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社团活动，也没有什么讲座。有的只是一些配合政治思想教育的报告。至今有印象的，有：后来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北京三建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因受刘少奇接见、文革时跟着遭殃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王府井百货大楼优秀营业员张秉贵等。
当然，也有搞得“不合时宜”的。1963年春，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我们班也很积极认真，请了位跟雷锋比较熟识、一直保持往来的雷锋的小学同学、湖南老乡，来班里讲雷锋事迹。结果他讲的跟报上宣传的不完全一样。几天之后，他就被中宣部喊去，叫他重讲了一遍，并告之，这些话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说。不知道他们的耳朵怎么那么快。这位同学，文革时还被扣上了“反对学雷锋”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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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有一些外事活动。最常接触的，就是外国留学生。我们住的东风三楼紧靠着留学生楼，接触机会稍多一些。来人大的留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大批越南女留学生外，主要是亚非一些友好国家或左派组织派来的，比如喀麦隆的。此外就是参加一些迎宾活动。一些外国首脑来华访问，政府组织大批群众夹道欢迎。耳熟能详的有:恩格鲁玛、尼雷尔、西哈努克、班达拉奈克这些。当时有戏言说，我们交的尽是些穷朋友、小朋友、女朋友。这样的活动，一年往往有好多次，我们一般都是在靠近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头两次有点新鲜，以后也就是种负担了。装着高兴，装着欢呼，背后还有不少着装和不着装的警察来回监视，无趣得很。不像现在就在机场迎迎就行了。
倒是1965年9月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来华，我方在中山公园等处组织数百名中日青年联欢活动，感受较深，觉得很有必要。中日二国人民、中日二国青年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惜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这项活动被中止了。这之前还参观过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日本商品展”。看着在展览馆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的太阳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建国以后，在大陆升起的第一面太阳旗。据说曾有些上年纪的北京市民愤恨之极，试图冲击展览、扯下日旗，当然被挡住制止了。应当说，目前有些影视剧和社会舆论，对中日关系的议论有些偏颇。中日战争，从本质上讲，不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打仗，而是全人类和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整个人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胜利，不要仅仅理解成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
1965年秋，还有件事：印尼共产党发起了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事端，结果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反手镇压，酿成了震惊全球的大屠杀。我们系有两位印尼华裔左派留学生，长相俊朗，跟我们班还开过一次座谈会。听说他们在那年回印尼，一下飞机就被枪杀在舷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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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堂教学
人大的老师和员工都很认真勤勉。如果说在这之前和之后所去过的单位和学校难免都有些不够满意的人，但人大是例外，那种人至少我没有遇到过。在我离校十多年之后，也进了学校当老师，但对专业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是我当年的辅导员倪加勋老师给我寄来香港版的统计学，救了我的急。而他自己也是颠沛在外，刚回人大不久。即使是在系办公室里搞行政的任主任、王秘书、翟秘书，那样地关心学生、尽职尽力，我至今印象很深。母校的老师，是种无形的巨大的召唤，使我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努力去做一个让学生满意的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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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教学很严谨。很多课程没有教科书，老师整堂地讲，学生整堂地记。我是几乎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记下，课后再加以归纳整理，用横杠、黑点这些划出要点。学校一方面，很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去啃那些马克思的原著《资本论》；同时，课程的设置也比较多，涉及面广。比如我们统计专业，不但要学各个部门统计（工业统计、农业统计、商业统计等），在学这些之前还要先学各个部门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等），同时还要学工业技术（从金属冶炼到机械制造）、农业技术（各种作物的种植栽培）、商品学（使我知道了各种商品知识，如纺织品的分类与鉴别、不同护肤化妆品的成份与功能等）。尽管大部分课程，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后来没学成。但这样的安排，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无疑是很有用处。现在有句话叫宽口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考试形式比较多，除了通常的闭卷笔试，还有口试、讨论式、作文式等。我当老师后也曾试用过口试，学生们很欢迎，反应很热烈。试下来之后，才知道对于教师的工作量太大，批阅个书面卷子可以一目十行地过去，而口试要一句一句地听，还要互相讨论，当场给出结论，怪不得现在都不用了。记分方式除了百分制，还有五分制、二级记分制等，后面这些，现在也都不用了。对于文科学习的考核，很多情况下，确实很难精确到1%、2%，那样反而不科学。
人大的教学，强调自学，对于自觉性比较强的同学更能发挥他的潜力。上大课，与老师接触较少，只有到考试时与老师见面，这全得靠自己自觉。上小课，老师们都挺随和，师生关系不错。我的语文老师是张小水（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儿子）。他深入浅出，语言丰富多彩，使我对文学的爱好得以延续。联想到后来，尽管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拿过文学方面的书，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次，我作为一个经济类的老师，居然还客串讲了遍“大学语文”，这种情况还是很少有的。到了退休后，忽然又想起写小说。恐怕是有一些潜藏的因素在起作用。高中的贾老师、大学的张老师，无疑都是重要因素。还有，经济地理老师知道我对地理很有兴趣，而且基础也较好（地理是我各门课中最强的一项，并且从地理延伸出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今天对《革命四十年》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和这个知识体系有关），还曾为我转到经济地理专业作过努力。但我们那届没有这个专业，要转就得跳级，这尚无先例，只好作罢。但我还是挺感谢老师。
  这段时间，主要收获是：学习能力有所提高，能发展一些个人特点，“独立思考，自我判断”，有了些萌芽，尤其是知识积累明显加快。进了人大，最使我兴奋不已的，是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中学时只有一个十几平方的图书室，而且不对学生开放，那个管理员因为知道我真的喜欢看书才让我能常进去翻阅。而今，面对这几百万册书的图书，真的是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说“如饥似渴”，恐怕不够谦虚，那几年真的是看了不少。可以说，我从图书馆里获取的知识要超过从课堂上获取的知识。知识的积累，对于一个人很重要。有多大的知识积累，决定了有多大的思维空间。头一、二年主要是看国际政治、地理、历史（近现代史）和文学名著。文学名著是按照国别，有计划地排着看。比如我所喜欢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所有翻译成中文的，我都看了个遍。我觉得咱们国内，几乎没有科幻，有的只是魔幻。这里面的区别大了，这儿先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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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的负面感觉是：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僵化。教学方法本质上还是死记硬背，但是在程度上比现在要好一些。那时的老师不划重点，要学生自己去体会。不像现在，不划重点，学生有意见；划了，就成了考试范围，学生就背那一点点。思维的活跃程度仍然不够，已经不是严谨的问题，而是感觉出是拘谨和沉闷。后来了解到，这也是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不能怪老师。1957年的反右（出了个勇敢者林希翎）、1959年的反右倾（邹鲁风副校长的殉难），人民大学都是重灾区，1960年还有个对教学内容“反修防修”的检查，直到我们入学前的1962年5月还在对1959年反右倾进行平反，其间对教师的打击和压抑可想而知。
而且，个人特点的发展、思维的扩展，更多地还是靠体制外的那点空隙。只是相对来说，这点空隙，人大可能要大一点。
那时的有些弊端，如今不但仍在，而且更加厉害。当今的高等教育更有着种种功利和浮燥的色彩。社会上“权力过度”导致“管理过度”的现象，在高校也比比皆是。创造性发展的空间很有限。浓重的行政化，使学校成了官场的翻版。真才实学或追求真才实学，却被视为另类、黯然失色。对比起温家宝总理倡导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大学精神，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相去甚远。当然，就这点来说，现在要比那时好一些，但还远远不够。（温总理是在2010年1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阐述“大学精神”时讲到：“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各大报纸均有报道。）以至于很多学生在“糊”，有的老师也在“糊”，这能去怪学生和老师么？难怪钱学森老前辈要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话请见2009.11.9央视《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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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教运动
左倾狂热的1958年、59年大跃进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刻骨铭心的大饥荒。党内高层在怎样认识这场灾难的程度、原因、责任以及应采取何种对策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社会上的干部群众也出现了一些疑惑和思想混乱，有的地方还自行采取了一些相对务实的措施，比如开放集市、重划自留地、分田单干等等，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意志衰退、多吃多占，甚至贪污盗窃的现象。当政者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严重威胁。为了整肃纪律、统一思想、消除权力隐患，故意夸大了阶级斗争态势，说是有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于是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请见：《六十年国事纪要（政治卷）》（朱永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书中讲到：“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农村和城市，大约有1/3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为此，先后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后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一次指明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组织了百万工作队员下乡开展运动。出手之重，下手之狠，打击面之宽，也是前所未有，号称是自土改以来最深入、最广泛、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运动。
在“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的号召下，人大高年级学生也都停课参加。我们还是参加了从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整个运动全过程。1964年春，我随所在班级去了北京郊区的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那年10月去了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南岸的中路铺。随着党内斗争的焦点逐渐转向高层、“二十三条”的颁发，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高压态势和政策力度有所减缓，工作队的配置也作了相应调整。次年2月春节后，人大师生相对集中。我换到了湖田大队。领队是我们系认真而又和蔼的王丽媞老师。6月回校。湘潭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试点单位，谭震林副总理化名林教授，担任总领队。
参加社教，对于我是全新的经历。尤其是在湖南的八个月，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远距离离开校园，第一次单独一个人住在偏僻的老乡家里，第一次被投入到农村、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政治运动里。工作队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要和群众实现三同，不但住在老乡家，吃也在老乡家，而且只能吃素，不能吃荤，甚至连鸡蛋、豆腐这些也不准吃。以便于接近贫苦农民，进行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当时又搞了很多神秘主义的做法，个人的单位、姓名还都保密，另外胡编了一套，没多久，连自己也搞糊涂了。语言的不通也带来一些麻烦，头几天，是一句也听不懂；一个月后，大体能听出来；临走时，已能简单说几句了。记得最典型的一句话是老乡喊我吃饭：“陆同志啊，吃饭啦。”用湖南话就念成“lou-deng-zhi-ai,qia-fan-da”。
但是吃饭很不爽。可能是老乡自身生活条件的艰苦，也可能是对工作组的不欢迎，或是吝啬，总之给的饭很少。那是装在陶制的钵子里蒸的，，也就二两米的样子，吃不饱。可他们也是这样，你也不能说别的。再者，就是没有菜，连青菜、茄子这些都很少，顿顿就是红辣椒，辣得不得了。我又不吃辣，真是没办法。对于那些不习惯吃米饭的北方同学来说，更是苦不堪言。都盼着哪天能上公社集中开会，中午能改善一下。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有过的盼着想开会的日子。大干部们都在公社吃住，是不用愁这些的。有个地委领导还说，为了注意影响，开会时不要吃得太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大概等我们走了，他们开小灶就可以吃好的了。
城市孩子到农村，好多常识不懂，是要出事的。我就差点出个事。来湖南不久的一天，早晨上工前，有人牵了头水牛到了场屋上（就是屋前的空地），一些大人孩子围着看。我也是难得这么近距离接触到牛，站在墙边去摸牛的额头，突然看见对面的一位妇女脸色大惊，感到不好，连忙跳了出来。后来，生产队长跟我说，背靠着墙去摸牛头很危险。牛，越是在前面推它或是在后面拉它，它越是来劲，一下就能把人顶死，好在你出来得快。我听了直冒冷汗，原来差点就没了命。
湘潭及其附近一带出过很多名人。在村前的山头上，老乡指着隔着易俗河的远处树丛，告诉我说，那儿是彭德怀的老家。汽车开过的路边，也有人讲过，那儿是刘少奇的老家，那儿是雷锋的老家。1965年的春节，没有回北京，在长沙的省委招待所住了十天。还去看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的花鼓戏“补锅”。后来知道那一次是A角没来，李谷一第一次作为主角登场。那几天还去参观了韶山冲的毛泽东旧居以及岳麓山、桔子洲头等。
湖南的气候也并不好：冬天的阴冷，春天的多雨，夏天的炎热。春天的雨季里，乡间的土路泥泞得难以想象。去公社开会，走在湘江大堤上，堤外是滔滔的洪水，堤内也是很大范围的积水。近处的稻田都已淹没，往日的山丘，簇立在波涛之中，像沿海岛屿似的，但却毫无心思去欣赏。因为脚下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寸土难行，当然最后也还是能走到公社。大概有多年的经验，老乡的房屋都在水平线之上，水稻也并不怕淹，这大水对既有的生产生活没有大的影响。

运动是激烈的。基本做法是先把村里的大小干部全部停职，来个人人过关，叫做“赶上楼”。而后通过自己交待、群众检举、相互揭发，来查四不清问题，一个一个“下楼梯”，最后退赔，分给贫下中农。干部交待问题是中心环节，还用了好多比喻的说法，比如叫“脱裤子”、“洗热水澡”、“擦腚沟眼”等等，说是通俗形象，其实是不文明至极。至于怎么迫使干部交待，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虽然说是不要逼供信，但另外还有句话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运动初期反右，运动后期防左”，小心你工作组自己变成右。
那时各种简报纷至沓来，这儿是查了多少“四不清”，那儿又是交待出多少问题。各种传言也是满天飞，这儿谁被打死了，那儿谁又自杀了。农村干部的压力很大，自不待言。工作组的压力也很大，怕搞不出“成绩”，没法交差。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不会捆绑吊打，连骂人也不会，就是靠熬，整夜整夜地熬。我们这些年青人，后来都熬不过老乡们。有一次，我和一个“四不清干部”谈话，直至深夜。不知怎么，我自己先睡过去了，等我醒来，那个“四不清干部”一直陪在我身边，真是弄得很不好意思。再一个办法，就是一天一天地熬，不给记工分，这大概对农村干部才有点压力。如果不是“二十三条”的下来和文革将至，这社教还不知道要熬到哪天，如何收场。面对这些质朴的农村干部，作为我来说，并没有因为所谓的“四不清”而去厌恶憎恨他们，相反，是觉得可怜、无助和无奈。
这一阶段的感受：1、贴身地感受了中国社会的现状，真切地感受到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生产真落后，近似于原始状态。其间参加了很多体力劳动，犁地、插秧、车水、中耕、锄草、收割、脱粒、扬场，甚至挑大粪、赶大车，苦活、脏活、累活，南方的活、北方的活，都干过。对日后养成生活简朴、吃苦耐劳、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不计条件、注重工作很有帮助。2、进一步培育了“独立思考”。对政治运动有了自我判断。虽然那时学哲学已成了一种风气，“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显然是首先应该克服困难时期带来的阴影，当务之急是要花大力气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尽快让广大群众脱离贫困状态。基层干部是有一些问题，但完全没有必要出手这么重、下手这么狠、打击面这么宽，把暴力革命、对敌斗争的那一套拿过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叫人感觉好像是背后另有意图。而且具体做法缺少法律依据。“二十三条”最核心的一句话是“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的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而可以随意解释的“整”字。最严肃、最严厉的政治运动，最高层次的中央文件，为什么要有意用这种最不严谨的词语呢？为什么不可以准确些、增加些可操作性，让下面有据可依呢？这些疑惑，虽然当时没有得到解决，但在这之后，面对文革的兴起也因此就多了些警觉，少了些盲从。
有句话用来描述此时的人大师生，倒有几分切合：熟读经典，满身泥土，尝人世炎凉，知民间疾苦。
1965年6月，我们在湘江南岸集中，渡江北撤。或许是因为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对当地干部群众的打击不像周边地区那么厉害，乡亲们还自发地聚集到江边，来告别送行。真有点那首革命历史歌曲“十送红军”里“七送（里格）红军（介支格）五斗江，江上（里格）船儿（介支格）穿梭忙，十万百姓泪汪汪”那段歌词的意境。
社教运动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场景，请见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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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教补充一段:
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只是人格受到损伤，经济遭受损失，有的家里粮食、家具、用品被抄走，有的挨骂挨打，甚至上刑逼供，组织上又被错误处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想不开，为革命辛辛苦苦几十年怎么被这样对待。后来我在胶东农村，能够更深入地接触到农村干部，更了解到他们当时的怨屈、不解和忿懑，有的人竟然为此选择了绝路。湖南省湘潭县在社教期间死了多少人，我没有这个数字。有明确记载的是:“陕西省长安县在运动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自杀身亡，28人自杀未遂。”（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被打死的不在内）。长安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试点单位，也是我们人大师生参加社教的另一个地点。而我毕业后去的胶东那个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试点单位，社教运动中的死亡人数也是三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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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改革阶段
1965年秋学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同时也加快了教学改革的步伐。主要是加快了教学进度，降低了教学要求。搞社教停了一年多的课，客观上也只能快马加鞭了。
1966年春学期，教学改革跨出了一大步，学校全面推行实践教学，准备上半学期在工厂学工业统计，下半学期去商店学商业统计。我们住进了学校在东城区的分部。我去的是安定门内的北京第二汽车附件厂和东郊呼家楼的北京医疗器械厂。上午跟班劳动，下午做原始记录，再由班组到车间再到厂部逐级汇总。那时，能在师傅的指导下独立操作个简单的机器，比如打孔，真是高兴得很。一星期还有两三个下午就地在工厂的会议室里上课，讲最基本的统计原理和工业统计。业务指导老师，除了辅导员倪老师，还有查瑞传老师等。虽然学得不多，就那么几页纸，以后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后来到了县里，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就靠这几页纸，办起了统计培训班。那里就你是大学生，这样的事，你能推得掉么？
在北京生活了几年，这几个月是最贴近生活。每天像市民一样地上下班、挤公交，像工人一样地干活，有的工种打个下手，有的工种就可以顶岗。上食堂，自己买饭票打饭（那时的学生食堂，都是每人一勺，一样的）。工人师傅们也很热情，虽然时间不长，还去过几个师傅家拜访。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四合院。工人师傅的家里也都很简陋，生活用品很少，与堂堂的首都工人阶级的身份并不相称。比起我几年之后去的胶东农村并不好到哪儿，而且住得更挤。不但屋里挤，院子也都是几家人合用，搭满了高高低低大小不等的棚子。不象农村，至少院子是自己的。
我们住的城内分部，就是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是原段祺瑞的总统府、抗战时日酋冈村宁茨的司令部。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建筑，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所讲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儿。看着那陈旧的欧式建筑，走在那嘎叽作响的地板上，睡在这些达官贵人以往的办公室里，真叫人浮想联翩。
还有件有印象的事，那两个月碰上了河北邢台的大地震。还记得在工厂楼层的摇晃中往下奔跑，还记得几次接到地震预报，大家站在“总统府”的钟楼前彻夜聊天等着天亮。
教学内容的缩减，另一方面也使我加快了课外阅读的步伐。1965年，因为越南战争的激化，使我对东南亚有了兴趣，把所有用中文写的和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包括他们的文学作品，都看过了，还觉得不够。那时比较全面介绍东南亚的只有英国人写的一本书，而且还只限自然地理方面。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也可以写一本综合介绍东南亚的书。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写书。文革的到来，使这个想法化为乌有。而东南亚问题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在本书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可能继续写作的话，想写个反映东南亚左派游击队，他们的华裔领导人出于热爱祖国、向往革命，也为了子女的安全和成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内，结果革命反被革命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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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1、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城市，了解了企业，了解了工人群众。大学生不过是这社会里极普通的一员，很多方面自己还赶不上工人师傅。
2、对于统计工作，尤其是基层统计工作，有所了解，并且能够担当起来。这种以实践教学为主的教学改革，有它的长处。它改变了过去学校教学中完全依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立的“三中心”传统教育思想的做法（即：教学场所以课堂为中心，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中心，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更像是种职业教育。不是说职业教育不可以，高等教育可以有、也应该有多种形式，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笔者十分赞成对传统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自己在当教师以后也是身体力行。但这不能一刀切，简单化，如果所有的课程、所有的学期、所有的专业都这样搞，那也会是种灾难。
但是，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工厂的实践教学还没结束，正准备去海淀百货商店学商业统计，文化大革命就来了。1966年6月1日随着人民日报刊登出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我们也跟着撤回校本部，停课闹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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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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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风潮初起
1966年6月初，回到校本部，就像掉进了一口翻滚喧嚣的大锅。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是各种各样关于领导人和国家大事的以往小小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有影没影的传言；到处是兴奋的人群，真的以为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了。学生们纷纷从北校门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听站在板凳上谁都可以表演一番的即兴演讲。有的老师还在校门口很真诚地劝说，同学们不要去啊，不要忘了1957年的教训啊。
那些天，我们也常常去临近的各高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还很认真地拿着本子记，一天差不多就能记一本。内容大多是批判邓拓（人民日报总编）、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三家村夜话”（那是他们三人合作在《北京晚报》上搞的一个针贬时弊的专栏，被极左势力选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突破口，与此相连的还有“三家村扎记”等）以及他们本校的一些事情，也渐渐地有一些涉及北京市委、中宣部这些。这些事，与后来的大事情不能比，但在当时也是挺新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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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面一段的教育改革再补充一段说到教育思想，多讲两句。六十年代我们不遗余力地痛批苏联修正主义，包括在教育领域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其实，凯洛夫的思想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到六十年代人家已经发展了。可我们还在一面批判一面照办。十年动乱中，把什么都冲掉了，教育也不成其为教育。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教育领域恢复的依旧是凯洛夫的那一套，一直到现在。虽有改革，但本质依旧如此。而对七十年代兴起的赞可夫这些，乃至苏联解体后当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变化，我们更是知之甚少。我曾客串讲过一次“教育学”，所以还关心这些。)
接上一段:
夜里也歇不着，躺在铺上谈论着白天的见闻，也热烈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比如工作组该不该留。虽然讨论这些问题，很快就被证实是太小儿科、太幼稚了。那些时日，整天地跑来跑去，不用上课，不用考试，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无关自己的痛痒，身边也还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事，甚至是有种热闹的气氛。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难道文化大革命真就是这样的节日？大家还真以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来到了，一场能使人们和社会更加革命的革命来到了。
然而，批判的对象，渐渐从北京市委、中宣部、教育部往下沿伸，指向了学校，指向了系，甚至指向了老师。为了表示我们也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也为了帮自己的老师过这一关，我们班也组织了对辅导员和系办二位秘书的批判会。同学们一个个“义正词严”，老师们也心领神会，很是配合，一个个表示要“认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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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行啊。同学们也开始写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可是写毛笔，对很多人是个难事。但对我，倒不算什么。因为我是不管写毛笔的那些规矩，把毛笔当钢笔写，所以速度比较快，还帮过不少人抄写。我自己也给系里的戈泊老师写了份大字报，对他早年的一篇学位论文进行“批判”，但没有任何政治性帽子。戈老师是我们很多同学当时难得有的“偶像”，留苏高材生，英俊魁梧，还会唱一手好歌。后来有次旅途中偶遇戈老师，我提起了这件事，说：“真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写了你的大字报”。戈老师笑笑说：“是吗？我怎么没见过？”或许，也可能真的没见到，因为那时大字报比现在网上的发帖跟帖还要多，有的不到一小时就被新的覆盖上了。没有点“要命”的内容，是注意不到的。当然，我今天仍然要为此向戈老师表示真诚的歉意，因为这毕竟不是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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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势力当然不会让运动就这么温良恭俭让地走下去。渐渐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六月中旬，北京新市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五月会议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这被称之为文革的第一战役，之前批判“三家村”还不算。听了这个，才知道天色真的变暗了。心里一方面觉得事情重大，另一方面又是疑虑重重。这么多的干了几十年的党的高层领导，怎么会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呢？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如果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又何必要等到让革命成功以后再去破坏呢？又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窃取高位”，那革命队伍内的别人在干什么吃的呢？党的组织几十年来是怎么考察自己的干部呢？这毕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尤其是传达林彪的“5•18政变讲话”，不由让人一怔。林歇斯底里地喊叫：“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原文请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一脸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政治局势都到了这种恐怖的地步啦？不敢信，更不敢问。他们的意图就是唬得大家只能紧跟着他们“干革命”，什么也不要问。再没有前些天看热闹的心情了。心里只觉得很沉重，很担忧，我们国家要出大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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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月兵变”

果然，极左势力在按照他们的既定意图，步步逼进。他们终于扔出一个“重磅炸弹”——即所谓“二月兵变”，直接指向人民大学。事情是：1966年2月，北京卫戍区想在人大、北大借用校舍进驻训练民兵用的部队，被人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郭影秋婉拒。6月17日，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此诬陷彭真、贺龙要搞军事政变。如果是这样，郭影秋自然也就是“二月兵变”的黑干将了。虽然这内容事关重大，但信的人并不多，开始在人大校园内影响也不大。康生一看不行，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7月27日，他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公开讲：“彭真他们策划政变是千真万确的”。这一下，形势突变。7月29日，郭影秋被撤消刚担任了二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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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影秋是人大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那天晚上，他被解职的消息传来，在校园里看大字报的人们，一时群情激愤。不知谁说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我们到了市委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大学工委的陶鲁笳（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说明，但都不得要领。一天一夜之后，又去了北海西侧的中央文革住地找了康生。第二天后半夜，康生只好出来，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辞、推诿敷衍（这个场景，在《革命四十年》中有描述）。那几天是连续三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回宿舍倒头就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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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8月2日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来人大参加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相当于现场观摩。党的高层领导几乎在人大集体亮相。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讲了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那句话。他在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人民解放军，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别人都调不动。至于‘二月兵变’，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以至于康生这个鬼，8月4日被迫在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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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简单介绍下我们的校长郭影秋。他原是江苏沛县中学的历史老师、教务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学生武装抗日，活动在湖西一带。这儿的湖西，是指微山湖西。湖西在我的生命中也留下过一页，本文的最后会讲到。建国初期，郭影秋任云南省长。那时的省长后来都是很高的职务，但他却在1957年秋反右之后，不避风险，不当省长当校长，来到了南京大学。1964年，中央拟调他当国务院秘书长，但他却应吴玉章校长之邀来到了人大。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始终把学生和教师放在心上，维护学生和教师的权益。尤其是在种种政治高压之下，尽其所能，保护了一批同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生活简朴，来人大后，不要豪宅，就住和我们一样的灰旧的平房。老伴病了，他自己背她上车。就这样一个事物繁忙的领导，他还是位明史专家，主攻南明史，写有《李定国纪年》的专著。决不是像现在泛滥成灾的名为戏说、实为胡说的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他在诗词上也很有造诣，是在党内高层中的一位才子。现在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高校领导，和他相比，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真是难望项背，差得十万八千里。南京大学的教工，这多少年过去了，也一直在怀念老校长。在南大的校园里，有座郭影秋的塑像。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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