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开贤:伊玛目父兄二人皆在“沙甸事件”中身亡,成为“舍希德”
同时,沙甸作为一个历史久远的小镇,传统的熟人社会依旧在运作。在中国,乡镇级别的“草根”政府不会与当地居民有明显的距离感,互相都是熟人,同乡同族,知根知底,沾亲带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很难营造出“高大上”的形象,他们的权威也未必高过乡里的一些贤人、长老或族长(在全民信教的民族中,族内长老的身份很有可能与宗教领袖产生重叠)。基层权力在运行中并非完全依靠正式的国家法令和规章制度,而是更多地掺杂着乡土性和非正式权力的柔性运作。只不过在沙甸,熟人社会还多了一层宗教关系,其构成基础不仅是世俗的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还包括《古兰经》、伊玛尼(指信仰)和礼拜所支撑的精神世界及其实践。同乡、回族、教徒这三个身份同属于沙甸人生活的不同面相,与其单独谈论“教权”——很容易以偏概全,不如谈论一种带有伊斯兰价值观的熟人社会关系网。如沙甸大寺的马开贤教长,年近70,其父为原大清真寺(毁于“沙甸事件”)的“伊玛目”(阿语指导师,引领者,寺里常指礼拜时的“带拜人”),父兄二人皆在“沙甸事件”中身亡,成为“舍希德”,所以马开贤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是必然的。沙甸政府也大致镶嵌在熟人社会中,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大多生活在穆斯林家庭中,不可能脱离地方社会网络。因而媒体提到的政府做事“要清真寺出面”的情况,到底是清真寺拥有了超越政府的权力,还是政府官员顺应、借用既存宗教关系和网络进行施政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简单提出“教权”概念,并将其与“政权”相比,可能会造成更多的理解偏差,使得“伊斯兰国”的说法更加昏晦难辨。
在沙甸这样的云南回乡,到底有无被裹挟进世界伊斯兰保守趋势还需深入探讨。至少,在没有足够多证据之前,先撇开“伊斯兰国”的说法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毕竟事实碎片俯拾皆是,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找到贴切的视角进行理解。尽管在“3· 1”过后,沙甸“这潭水越搅越浑”。但是,以沙甸为例,如何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穆斯林群体的思想和心态——理解他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如何认识沙甸,关系到我们如何在这个伊斯兰极端势力愈加活跃的阶段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境内的民族和宗教状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媒介人类学中心http://www.21bcr.com/yisilanguoyinyingxiadeshadianxiaoz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