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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的“理想主义”

今年五月,美国海军特种兵突袭巴基斯坦的一个小镇,一举歼杀隐藏在这里的基地组织首脑本拉登。当时,“海豹”(Seal)纵队又是动用“隐形”飞机,又是远程监控,加上其他眩目武器和近身肉搏,虽不免“杀鸡用牛刀”之讥,可是情节惊险曲折,仿佛好莱坞大片。至此,十年前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告一段落,美国上下举国欢庆。

可是,拉登之死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功用,因为2011年伊始,中东和北非就局势动荡,示威游行、选举政变层出不穷,“阿拉伯之春”持续到了一叶知秋时节还没尘埃落定。大到埃及总统下台,小到可可豆因为象牙海岸的风潮而涨价,在日趋“扁平”的地球上,我们的生活也或多或少受到了伊斯兰世界革命的冲击。

美国公共广播NPR最近采访了斯考特埃群(Scott Atran),一位拥有美国法国双重国籍的人类学家。埃群十几年来在世界各地进行田野工作,采访了大量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因为参与恐怖袭击而锒铛入狱者、街上普通的民众,甚至基地组织的成员。他的结论是:所谓恐怖分子的产生,不是因为亨廷顿多年前说的“文明的冲突”(clashes of civilization),而是“文化的陨落”(crashes of cultures);不是因为世界几大宗教之间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基本教义,而是世俗文化的影响。

具体来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有些人的生活日渐富裕,可是也有些很多年轻人因为传统文化结构的解体,成为无根的一代。他们强烈的感情,比方复仇心,通过伊斯兰教“圣战”(jihad)这个概念获得宣泄。但是,他们的期望和梦想并非植根于宗教或政治,而是和家庭、个人经历联系在一起的。有些之所以成为“自杀炸弹”的恐袭者,是因为他们的朋友说服他们加入行动。

例如,埃群2009年采访过因西班牙马德里的恐怖活动入狱者,他发现这些18-24岁的男性根本没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他们参加恐怖袭击,也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把这次行动视为摆脱自己的“宵小”身份,实现理想的机会。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首位是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的某个足球明星,第二名是美国电影《终极者》中的明星施瓦星格,第三名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四名才是本拉登。所以,他的结论是,这些年轻人其实在寻找生命的榜样,对他们而言,宗教已经世俗化了。

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法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政府只会提倡理性、节制、和“中庸”,和年轻人的想法完全脱轨。“因为年轻人向往的是激动人心的生活,”埃群断言。最近在埃及发生的革命,也是青年人受到类似情绪的激发,最终造成政权易手的。寻根溯源,那些在《人权宣言》中声称“人生而平等,有权追求自由、富裕和幸福”的美国国父们不也是为理想献身的“疯子”吗?

同样的道理,除了学院中人,大众对于证据、数据、甚至“事实”都漠不关心。能够鼓动他们的是强烈的感情,例如仇怨、惊恐,能够团结他们的是共同的敌人。那么怎么才能避免文化之间的冲突呢?埃群说,让我们引导大众把强烈的感情投注到征服人类共同的敌人——饥饿、贫困、环境污染中去。

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曾经提到,革命者、诗人和年轻人的思路是一样的:激动人心的生活永远在别处。从这次突尼斯和埃及的政变,各国政府和学者应该认识到,只有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才能真正改造潜在的“恐怖分子”,带来世界和平。否则,拉登虽死,灾难未已。
怎嘛看得人这么迷糊呢?不过,果然是对他们的行为无法苟同,幸好,幸好
。。。我该说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威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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