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从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而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会商是个别谈话或者集体找一个学生谈话的代名词，心理辅导，变相用那个思想禁锢“思想偏激”的学生。这种做法，不如95年前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思想活跃和进步。
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发来的：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 “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念。 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青年毛泽东也有幸来到北大当旁听生。
毛泽东回忆在北大时，“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新文化领导人傅斯年等“都是些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当时北大提倡民主、平等，消除等级差别，然而北大人连装都不装，自以为未来一定会比毛泽东强。但总体而言，北大还是进步领先全国，民主和科学，也由此发端，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这些都离不开北大的新鲜和自由。 |
发表于 2011-4-6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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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17 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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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北大校训何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