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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半，不能说完全没有思想收获，至少可以更深刻地知道要爱惜粮食，切身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味道。但更多的是焦虑和压力。从高中毕业到现在已经七年半了，体力的疲惫尚属其次，而年龄的压力、婚恋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等等等等，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稍大、经济条件稍差和女同学来说，这些压力，可想而知。那时农村孩子上学晚，年龄大的同学有比我大五六岁的。小学中学都是满打满的十二年。有的同学还是家里借了钱来上学。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压力大到足以使人精神崩溃。农场有位同学，1969年4月，在学习党的九大文件时，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地说：“他们开会，怎么没叫我去，怎么没叫我去？”这事好笑么？我现在想起来都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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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稳定的工作、温馨的家庭、学以致用、发挥专长这些，都是不敢想的奢望。而现在年青人热议的“事业心”、“人生规划”等等，连扯淡都扯不上。忽而想起来，那时还有理想吗？没听人说起过。
如果要说成就感的话，那就是我们学生连种的水稻和打靶成绩都要比别的连队好。这个农场种的水稻是直供中南海的，为此，我们还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感谢信。

《革命四十年》还有个没发表的非序言二，讲的就是位于山东省鱼台县的这个湖西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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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我们又被突然告之：分配工作。于是很快又离开部队农场，正式踏上社会。我分到了胶东沿海，那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小说《革命四十年》，就是以那儿为背景展开的。
到了社会上，就更一言难尽了。不说别的，这些年来，只因为调动工作，我就迁过六次户口，搬过十次家。这在计划经济年代，是难以想象的。这些，等以后有时间再说吧。生不逢时，没办法。碰上那年头，也只有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不像比我们低一级之后的63、64、65级，他们在七十年代末还有个“回炉班”，能重回人大学一年。他们中的不少人考上了最初几届的研究生，或又另安排、进了高层机构，从此改变了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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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个英国人说，只要生在英语国家，他就赢得了人生第一张彩票（这种话，就没必要引用出处了吧）。其实，对人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不是他生在什么国度，也不是他生在什么年份，而是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或体制）里。海地和美国咫尺之遥，它们的差别就是地理上的距离么？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开放，就是要让最大多数人能获得一个尽可能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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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写的这一切，都是当代大学生所难以想象的。我之所以写这些，不是向他们诉苦，而是要他们珍惜今天的社会环境。今天的大学生，比起我们那一代，无论是知识、能力，还是思想，都要强得多。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要面对当今社会新的困难、新的挑战。社会向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充分利用今天良好的社会环境，更努力，做得比我们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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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离校去农场之后，人民大学被撤消了、解散了，校区也被第二炮兵占用了。不少教职工被发送到江西的农场劳动。只有校门口的332路公交车的站牌（那时还是32路），还始终保留着“人民大学”的站名，似乎预示着它还会有回来的一天。1978年，人民大学又恢复，人大的教工还去332路车队送锦旗、放鞭炮，感谢他们的先见之明。
工宣队在人大期间，把人大最有商业价值的一块地，沿海淀路（现在叫中关村大街），从东校门到北校门，几乎全占了去，另建了个“大华”什么厂。无独有偶，后来我在南京的那个高校，文革时进校的工宣队也如出一辙，从学校里挖出一块地，盖了他们的家属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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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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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望母校
我这一生，经历不少，成绩不多。爬过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下过地下百米深的矿井，曾在炼钢炉前的炽热中流汗，也曾在海港码头的远洋巨轮旁干活；曾做过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翻大山，涉大河，走过那个县的几乎所有的公社，进门吃过派饭的农户，少说也有几百家。后来当教师，也是先后去过中专、大专、本科多种层次的学校，讲授过知识跨度很大的二十多门课程。也学会了从建立数学模型到计算机编程，主持了属于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全国粮食购销调存预测预警系统”的研制并通过验收。到最后几年，又转到证券投资专业，从K线图讲到马可维茨的组合理论。200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刊登了就证券市场发展问题与记者的访谈。在工作中，既获得过省部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优秀教学奖，也获得过属于理工科的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如今年近七旬，仍然孜孜已求，笔耕不辍。尽管是些很有限的工作，尽管其中有个人的努力，不断地积累经验，不断地更新知识，但最终都要永生感谢母校曾经的教诲，感谢母校给我的起步，感谢母校所给我的知识和学习、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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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后来有这几十年的人生，但我的政治观点、思想方法、知识结构、处事方式等等，在校期间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母校给了我什么，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①        世界观。我不敢说自己的世界观就一定是对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但我能努力做一个坦荡正义的人，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俗。即使在那个黑暗的、困难的环境里，也不会去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不当奴隶，更不当狼狗。
②        社会责任感。不敢说以天下为已任，但可以说位卑不敢忘忧国，始终关心社会，愿意为社会的发展尽心尽力。
③        坚持独立思考。分清是非善恶。既适应社会，又保持自己，走自己的路。
④        学习能力。这一点也是使自己受益无穷，虽然年龄在增长、在老化，但还能跟得上新知识、新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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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想过回母校再学习。1979年，人大重新招收研究生，我去考了。但外语考得太差，才36分。后来听班主任倪老师说，当时系里还专门为此研究过，并请示了学校，终未能通过。这是我多年的基层农村工作，把外语都丢了，想临时抱佛脚都抱不起来，身边连本外语书都没有。就这么凭着十几年以前一星半点的记忆痕迹，空手进了考场。考了那么点分数，实在是有愧于学校的培养。那年，我们班就有一位同学从遥远的新疆考上了我系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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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依然深深地思念着我的母校。没退休之前，每次出差到北京，只要不是有统一安排，有可能的话，我都喜欢住在人大校门口南侧的连着东风一楼的那个招待所，尽管条件挺简陋。喜欢在校园里走走，环顾四周，看看还有多少当年的痕迹；喜欢在学生食堂里打饭吃，体会下久违的氛围；喜欢看如今的年轻一代那蓬勃朝气、那欢声笑语。一转眼，离最后一次去母校，也已经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同样，我也思念着我的老同学们。尽管我们班只有二十几个同学，却有好几个同学，从离校后就各奔东西，至今再没有任何的音讯。默默地祝愿他们每个人都平安顺利。其实，连这样的祝愿，也显得有些苍白和惆怅，就像在茫茫的夜空里寻找还没发现的星光。
离校以后，更有好几个同班同学，已经离开了人世。我所知道的有：陈振来同学、米受光同学、田永祯同学。我衷心地为他们祈祷，愿他们在天国里安息。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在谷歌地图上看看我曾经的校园，回想当年的时光。北五楼早就没有了，东风三楼还在。
难忘母校。
难忘我的大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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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难以忘怀
到今天，回过头来，真正体会到母校在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还是在离开它几十年之后。随着历史的尘埃渐渐拂去，它的光彩也更加显露。在母校的领导、教工和校友中，有着很多值得崇敬的人，值得一提的人，叫人难以忘怀的人。在坚持真理、解放思想的旗帜上，留下了他们不灭的名字。
在这里，出现过既是革命家、又是教育家的吴玉章校长、郭影秋副校长。
出现过亮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的思想家谢韬副校长。
出现过在四人帮迫害下至死不屈的孙泱副校长。
出现过在大跃进左倾狂潮中坚持实事求是而殉难的邹鲁风副校长。
在这里，走出了新时期思想解放先锋的胡福明教授，更走出了为追求真理而惨遭极左势力杀害的林昭烈士和张志新烈士，还有盖棺未必定论的勇敢者林希翎女士。
后面三位都是柔弱而刚强的中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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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烈士，人大新闻系资料员。1957年夏，在已经开始大抓右派的时候，她大义凛然、挺身而出，被打了个极右。当时资料室主任王前(刘少奇前夫人)，力所能及地给予照顾，但她的处境日趋艰难。1960年春，吴玉章校长出于保护，让她回上海休病假。不料，当年底就在上海被捕入狱，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坚贞不屈，坚持真理，坚持信仰。没有笔和纸，就刺破手指，历经数年，在白衣和床单上，写下了十余万字的血书。这些血书，八十年代曾公开展示过，现在又都收起来了。为了防备被强暴，她的上衣和裤子都缝死在一起。1966年5月，在难得有当年好友来的一次探视中，她身披白床单，头扎白毛巾，上面用血写了个大大的“冤”字。那惨白的脸色，冷峻的眼神，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枪决时，身中一颗子弹倒下后，还想挣扎而起，又被补了两枪。两天后，5月1日，公安人员竟然上她家，上海市茂名南路159弄11号楼上，向她母亲要了五分钱的一颗子弹费。（怎么没要三颗子弹的钱？！！！）她母亲因此精神失常，死于街头，死因至今不明。她父亲在林昭1960年被捕后不久就已自杀。有关事迹，请见：《林昭，不再被遗忘》，许觉民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
和许多被极左势力杀害的殉难者一样，林昭也是尸骨无存。现在苏州灵岩山的林昭墓，是个衣冠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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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新烈士，1952年毕业于人大俄语系并留校工作，1957年调至辽宁，于1975年4月4日在辽宁沈阳监狱被割喉杀害。她的事迹，前些年已见诸于报端。但还有一些更令人震颤的材料、她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读者绝对想象不到的！）种种法西斯暴行尚未公开披露。
（为缅怀这些秋瑾式的英烈，在《革命四十年》一书中特地安排了像姜雪花、车素花、林海秀、赵玫、高秀珍等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
他们之所以出现在人民大学和受过人民大学薰陶的群体中，决不是偶然。那种卓越，那种正义，那种高昂，最使人震颤。这是我最敬仰母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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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还有林希翎女士。她曾是名解放军战士，去过朝鲜前线，1955年转业保送到人大法律系学习。那时她思维敏捷、有胆有识。1957年，她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大鸣大放活动。所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得到吴玉章校长和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肯定，被胡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人”（林那时的男友是胡耀邦的秘书曹志雄）。不料却被毛泽东认定为是“学生右派领袖”。尽管吴玉章校长作过努力，试图保护也未果。1958年被捕，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也就是胡锡奎副校长当年被国民党关押的地方。1959年被判刑15年。
当年被打入深渊的这些人讲过什么话，现在几乎已经无人提及。还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在他的《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 — 重读北大及外校的“右派”言论》一文中说：“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础，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请见：《拒绝遗忘 — 钱理群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说明：《广场》是1957年北大部分师生自己编撰的一份小册子。）
上面这段文字，选自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九章。
1973年，在她刑期只剩最后几个月时，毛泽东不知怎么又提起了她，说：“一个小姑娘，关她干什么？”于是，被提前释放。改革开放后，林希翎为自己的问题三次找到胡耀邦。尽管胡已经表示了“改正有利”的意见，但当时党内高层“改革派”和“凡是派”分歧激烈，使问题扑朔迷离。人大的一位校领导对她说：“你不要再去找胡耀邦了，那样大家都很被动，对问题反而不利。”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不予改正，使她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同列为“中国最后的几个右派”。 以表示右派还是有的，反右不能一风吹，只是扩大化，哪怕是扩大了成千上万倍的扩大化。但，允许出境。1983年，林希翎离开大陆，2009年3月26日客死于法国巴黎。临终她还表示，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对反右的描述和评论，可参见《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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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可能，“回望母校”之二，我想写篇“难以忘怀的人”，来纪念这些和母校联系在一起、在我心中难以忘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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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下记忆
这些年来，我总想为逝者做点事，为逝去的历史做点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同时，这十年动乱的血泪伤痛，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震颤人心的源泉。不说别的，就是本文所提到的人和事，以我的一生也写不完。二十年来，我一直跟学生们说，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如果能进入世界文学宝库，那它的题材一定是文化大革命。那些所谓的魔幻、悬疑、武侠、言情、小市民、小女人之类，不说全部，至少绝大部分，不是垃圾，也是灰尘，都会很快随风而去、毫无踪影。为了有所记录，有所反思，我写了部四卷本、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 — 台湾的“国民党弟弟”回来了》，历数解放后从1949到1989四十年的经历。试图以文学书写历史，以虚构保留真实。我知道，做这件事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还要冒一定的风险。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并非是对文学创作的爱好，而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
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该书与本文都不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因为目前还不具备对这些人物进行全面准确评价的条件。一是社会的舆论环境、政治环境，还没有达到温总理所讲的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境地。二是，有关材料还不具备。市面上介绍这些人的书很多，但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和讲稿，能见到的却很少。应该像出版马克思全集、鲁迅全集、巴金全集、张爱玲全集那样出版这些历史人物的全集。而且应该是他们自己写的、原原本本的，而不是后人修改的、各取所需检出来的。这样的话，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为人，就能完全为世人所了解。让大家该知道的知道，该学习的学习，岂不善哉。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这些材料完全可以解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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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看起来很激烈的这样的分歧。有的人依然把毛泽东当成神一样地崇拜迷信。在这些人里，他们的意图各不相同。也有人否定毛泽东，不但否定文革中的毛泽东，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还否定1957年以前的毛泽东，否定建国以前的毛泽东。在这些人里，他们的意图也各不相同。更有些个别人在里面趁机起哄，不负责任地肆意谩骂，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其实，这些分歧之所以成为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资料缺乏透明。如果相关的资料、档案能够公开解禁，真的能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那么很多观点的依据将不再成立，很多问题也就不言自明，这些分歧的大部分也会因此消除，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像现在这样回避历史事实，回避正常讨论，让分歧无限期地延续，那只能加深对立、扩大分歧，徒然增加社会裂痕，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而使浑水摸鱼者得利。
刘源先生有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判。”（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此处文中所讲的“这场浩劫”，是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在《革命四十年》中对这场大饥荒，也有较大篇幅的描写和论述。这段话的意义，我想不仅仅适用于大饥荒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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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遭受迫害时曾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还得要允许人民去写。本文和小说《革命四十年》，就是想和千百万人民一起，认真地写上一笔。
写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时，我年已六旬，两鬓斑白，打字技能的笨拙，视力的低下，使我整日伏于电脑显示屏数寸之前，终至眼角膜发炎溃疡，视力严重下降，几近失明。但是更大的风险来自于该书的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主流意识所容忍。仅就本文而言，由于审查的原因，在有些网站那个文字审查就毫无道理。一段话上不去，得拆成一句一句才能上去，甚至要拆成几个字几个字才行，无法连载完毕。在有些网站就得有些变通，比如，有些段落的文字间就划了一些斜杠////，有的就用汉语拼音、用*号替代，好让审查程序能通得过，尽管那些段落里并没有值得神经过敏的内容。二三十年之后的人们，再看到这些斜杠、拼音之类，恐怕就不只是觉得滑稽和可笑了。
尽管有这些难处，然而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时时在撞击着我的心扉。风云的变幻，逝者的呼喊，时时在内心翻搅。所以，虽然深感自己文学功力的不足，虽然有着种种的困难和风险，曾经一次次地放下过笔，但又一次次地拿起来。尽管我完全可以无所事事、颐养天年。可是，哀莫大于心不死，只希望以生命最后的一点力量，为社会、为后代留下一些思索的痕迹。我知道，自己的水平非常有限，只是想抛砖引玉，在历史的大浪中尽一点微薄之力。我相信会有肯定我努力的一天的到来，相信会有如温wen总理所言能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那一天的到来，虽然我自己很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思想的翱翔是永无止尽，没有时空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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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史为鉴
可能有人要问：在当今又一个春天里，我们为什么还要回首那些冬日里的苦难?
我想有很多原因需要这样做，简单来讲：
①首先我们要真诚地面对死者。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人，我们永世不忘。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三千六百万人（请见：《墓碑 ——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文革死了二千万人（叶剑英语，出处前面已有），难道我们反而可以扭过头去、一声不吭吗？我们能对得起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吗？
我们的良心能平静吗？
（对可能有的责难，先讲一句，党中央、国务院、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各有关部门都没有对杨继绳和叶剑英的上述说法表示过异议、否认和批驳。持不同意见的人往往就喜欢拿出“不可能”三个字。但是，仅仅用“不可能”三个字，是不能作为论据的。
关于大饥荒，可阅读《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28-30章。该书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和论述大饥荒年代的长篇小说。
又：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4200亿元以上，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但是这一段，我还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上找到。哪位网友知道，烦请告诉一下，我就可写入文中。）
②抚平伤痕。我们的面前还有千千万万更多的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虽然已经难以给他们一一作出满意的解释，更不用说国家补偿。但至少还应该尽力去慰藉他们的创伤。这种创伤，深深地烙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上，还在刺痛着我们，可能会延续几代人之久。
这种创伤对社会的伤害，不能小看。201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老男孩的复仇”，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40岁的男子林云涛，几十年来一直想着为父报仇，在事隔三十多年之后，于2010年11月13日杀死了他认为文革时杀害他父亲的已经71岁的“凶手”。文革所带来的社会裂痕、精神创伤，还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吗？认真清理左倾灾难，正确对待遗留问题，还任重而道远啊。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点，这个过程就会缩短一些、和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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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我们需要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灾难，而且是在我们的国家，是在党的领导下，是在被称为“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我们不能认真总结、深刻反思，仅仅去归咎于林彪、四人帮，那就很难规避左倾灾难的再次发生，只是形式不一样、程度不一样而已。
有些人否定文革、批判四人帮，是不充分、不深刻的，并不是对极左思潮有所认识，而只是因为文革冲击了他或他的爹妈，损害了他的切身利益。一旦权力到手，他对别人搞起极左来，也是毫不手软。三十年来，这样的例子，也不止见过一次、两次了。这是最值得我们忧虑的。
而且，对于左倾灾难，不但管理层需要反思，普通民众也同样需要反思。不然稍有矛盾，就又会退回到极端思维的老路，致使很多问题无以为解。不但原有的矛盾解决不了，还会累积更多的新的矛盾。在左倾思维的影响下，有了矛盾，不是去缓和、协商、相互退让，而是一味地激化、对抗，以至于明明已经形成了社会危机，还要把它推向不可收拾的境地，就像八十年代。那也是没有汲取文革教训的再一次的沉痛教训。今天在某些地方、某些问题上，比如暴力拆迁、堵截上访、滥用公权、贪腐惊人等等，或多或少不也是这样吗？
④向前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向前发展，就要放下包袱，要对过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改革事业能进展多远，就取决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有多深，就取决于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和切割有多深。当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纠结，就在于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批判还不深不透、远远不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拨乱反正，还没有全部到位。其实，左倾灾难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回避，没有必要不好意思、张不开嘴。我们反思和批判左倾错误，不是要去追究参与者的责任，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为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向前发展。这个可持续，不仅仅是指经济和环境保护方面，也包括意识形态、价值理念这些。只有彻底放下左倾包袱，我们才能大踏步地往前走。
⑤改善两岸关系、提升国际形象的需要。
1949年有一大批人去了海峡对岸，去了世界各地。他们留在大陆的亲人，在极左时期的遭遇，对于他们而言，比我们还要刻骨铭心，始终是蒙在他们心上拂之不去的阴影。这是影响两岸关系改善的一个很重要、很现实的因素。就算我们自己可以回避一些敏感问题，但是，这办法对他们能行得通吗？我们能要求他们也去“向前看”、“正确对待”、“宜粗不宜细”吗？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恐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真诚地、更有说服力地向他们说明这一切。彻底批判左倾错误，以解除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内心的疑虑，这是进一步沟通两岸往来、改善两岸关系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我们对左倾灾难，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能避而不谈，那怎么要求台湾同胞心悦诚服地和我们牵手在一起。
处理好国际关系，有效提升我国国际形象，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就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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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历史教训
以文革、反右、大跃进和大饥荒为标志的左倾灾难给了我们太多的历史教训。本文不是政治学专著，很难一一述及，就谈其中的三点。
（1）        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民主也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文革最大的教训就是民主被彻底摧毁之后，给国家、给人民能造成多大的灾难。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民主，社会就不能正常发展；没有民主的社会，不能叫现代社会，甚至不能叫正常社会。
什么是民主？最简单讲，就是能够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使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充分发挥出每个人的潜能，使他们既为社会作了贡献，又实现了他的个人价值。并用一整套法律保障他的权利不受侵犯和不去侵犯别人的权利。
在当代社会里，谁最害怕民主？那就是既得利益集团，靠着专制和特权获得份外超额利益的那个社会群体。如果每个社会个体都有了他的应有的权利，各项社会事务都在阳光下进行，专制和特权在很很大程度上都将不再，份外超额利益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他们当然不会赞成民主。对于民主诉求，或者贬低、丑化，或者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压制。尤其是抓住民主过程中的某些“缺陷”，大做文章，以此作为抵御民主的理由。
民主当然也需要有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有个成熟的过程，有个建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所当然地也会有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这就要求我们更要下力气重视对民主的推进。更何况，这些问题，往往是由于民主还不够发展所造成的，只能通过进一步推动民主来解决，而不是因此而抛弃民主。就如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倒退。
（2）        彻底抛弃专制思维
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皇权专制主义，几千年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多数情况下，始终占着主导地位。
这里想谈一点笔者的史学观点。我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以后的古代社会，不能叫做封建社会，而应叫做皇权专制社会。所谓封建社会，实行的应是如周朝的分封制度。而秦始皇实行的专制体制，已经不是封建制的本来含义。秦始皇的专制制度，有一部分是当时的需要，但更多的是以剥夺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是反人类、反人性的极端行为。秦朝二世而亡，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其后中国历史步伐的沉重和滞缓，完全不同于欧洲社会的发展过程，其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一卷第五章、第十四章，通过书中人物的对话已经表达了这种观点（《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有篇文章，也有相近的观点）。
把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社会当成封建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偏差？把封建主义当成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来反，结果推翻了封建社会，消灭了地主阶级，而且是以很极端的方式加以消灭，却放过了专制主义。使专制主义的思维和做法，在建国以后依然时时浮现，甚一而再地闹得不可开交，搅乱了社会主义的正常进程。
历史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和专制绑在一起。马克思和秦始皇是加不到一起的。加在一起的，只能是斯大林和秦始皇。他们两者才是在思想体系上一脉相承。
社会主义只能和民主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前面，即使不加上民主两个字，那也应该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假社会主义，只能是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极左思潮就是专制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专制不断地推进极左，极左不断地强化专制。于是，就更专制，更极左；更极左，更专制。1976年以前的中国，正是走的这条路。
现在有提出要首先搞党内民主。党内当然要实行民主，如果党内都没有民主，这样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同时，党内民主不能代替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但愿党内民主不要成为拖延整个社会民主进程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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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1949年以前的中国革命，采用了暴力革命的方式。这也是历史的选择，有它的必然性。但是，暴力革命也有它的局限性。如果对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处理不得当，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那时有个极端派“革命家”马拉，他在1790年6月写道：“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是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这就是他们这种“革命派”的真情流露。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指出，马拉的言行“带有一种毫无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请见：《现代快报》，2011年2月1日）然而，这样的极端派比起中国的极左势力，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尤其是在暴力革命胜利之后，革命者已经掌握了政权之后，对于暴力革命的局限性还没有认识，还把暴力革命当作拿手好戏，还用这种思维和办法来解决革命胜利以后的问题，甚至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用来对付人民群众，还像某些红卫兵极端分子信奉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那就不只是悲哀，而是彻彻底底的悲惨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惨剧。
小说《革命四十年》对1949年春仅为时一个月的战争时期，花了整整一卷的篇幅来写，其目的之一就是想讲述这个问题。因为，建国以后的极左思潮，不是从1966年或1957突然爆发出来的，它有个发展过程。早在江西苏区，比如富田事件，我们就看到过它的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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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应回避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事件至今讳莫如深。著名导演张艺谋先生有句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请见：《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我们不忍要说一声，此言差矣。面对十年文革的血泪伤痛，我们真的“沉重”了吗？
对于文革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我们的反思和探讨远没有到位，还有着不少有形无形的禁区，或是噤若寒蝉，或是顾左右而言它。以至于有的教师在对学生说：“这些不会考的，你们不用看了”。多少的年轻人，只知道清朝那点事儿、明朝那点事儿，却不知道眼下这几十年发生的事儿。所知道的一星半点，也很可能是被扭曲了的。本该沉重的历史，成了“书上没有、老师不讲”的东西。我们“沉重”了吗？
那么，怎样才能不“沉重”呢？近来有些号称涉及文革的作品，“抹掉了时代和政治”（张艺谋语，出处同上）。对那个黑暗年代的深重灾难，或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找一些鸡毛蒜皮、无谓纷争去轻描淡写、离题千里，完全没有反映文革时期的时代特征，而是搞一些“假时代”、“假文革”和“被沉思”来糊弄观众。影片“山楂树之恋”的失败，就是这样的例子（当然，对张艺谋先生前期在中国电影改革创新中的功绩，依然表示敬意）。
十年文革的左倾灾难，其影响十分深远，万万不可忽视。“阶级斗争”虽然不讲了，但它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是很深的。“斗争哲学”还是随处可见。从社会底层的仇官仇富心理，到某些当权者不择手段地暴力“维稳”，从社会信用的缺失，到公权力的垄断和滥用，以至在网络上随处可见的不负责任的极端语言，我们都能看到它的痕迹。还有那个“狼文化”，甚至连给小孩看的动画片，包括那个羊和狼，也是翻来覆去地在讲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半点的幽默、诙谐和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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