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dxwd1

握手道别时，关露眼睛有些湿润，想着他们初见面的情景。王炳南被朋友带到关露的家里，在她那有着清香的闺房里，两人畅谈很久。王炳南经历曲折，他曾经组织农民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做过乾县第一位党支部书记，又出国留过学。关露对王炳南的经历很敬慕。
　　
　　　　两个人可谓一见如意。
　　
　　　　他们都是离过婚的人，在三十多岁的年纪碰上，已不再会要少年男女的那种激情，他们更想得到的是一种稳定成熟的情感，让心踏实下来。
　　
　　　　以后，他们靠书信增进着彼此心中的情意，也是这份温情，让关露在孤独的上海滩获得一丝慰藉。
　　
　　　　王炳南是革命人士，他非常支持关露的工作。就这样，热恋的两个人为了工作分开了。
　　
　　　　关露与组织派来的潘汉年有过如此的对话：
　　
　　　　潘：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我不辩护。
　　
　　　　当然，关露在说这样的话时，并没有想到此后的余生，她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那时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观察了解动态，搜索情报。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李士群还让关露陪他的妻子去逛街，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
　　
　　　　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在关露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对于这一切，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
　　
　　　　但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就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关露的妹妹很快将信转交给组织。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情报。

whdxwd1

关露得到消息之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文字写作也无法进行，恋人也不得相见，就异常难过。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洁简，早餐几乎都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这让她身体非常虚弱，有时甚至会晕倒。如果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关露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买不起木炭，实在太冷了，关露想去卖血换木炭。去了医院，医生却没有给她抽血，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租屋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参加这个会要公布名单的，那就等于关露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的汉奸文人的身份。关露是有过犹豫的。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如果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关露被日方分给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在敌营苦熬六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whdxwd1

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以为所受的委屈可以倾诉了，她的罪名也可洗清了。谁知迎接她的是更痛苦的煎熬。
　　
　　　　关露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如果要发表文章只能重新起名字，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关露心内委屈，上面却说：你为什么不能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来准备来迎娶关露的，去向组织上汇报，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没有想到，她期盼的王炳南也成为一场幻影，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她走在街头，一时不明真相的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朝她扔石头吐口水。这真像是一种讽刺。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关露怎知有一天自己的一支秀笔要沦落到写交代材料的份上。
　　
　　　　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使得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她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的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她认为：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
　　
　　　　就如同她认定与王炳南虽然无法在一起，但王炳南是爱她的。她在最孤独的时候，怀里只揣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她写的是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whdxwd1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
　　
　　　　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关露写“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下载 (14.75 KB)

2014-3-7 00:28

whdxwd1

六  萧红
民国著名女作家萧红

whdxwd1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出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远祖张岱，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父女相处绝对不能算融洽。
　　
　　——好像大部分在情场上一伤再伤的女人都有一段亲子失谐的过去？也许是家庭的冷漠更让她们渴望自己能够组建一个温暖的家庭，即便屡战屡败，也依然无法断绝她们对爱情的渴望。
　　
　　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萧红幼年时一直和祖父生活，代表作《呼兰河传》就是回忆那时生活的。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曾多次得奖。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王廷兰之子王恩甲。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此时，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引发萧红的不满，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庭审中，汪恩甲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作的。
　　
　　这段关系的另一个版本是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答应了汪恩甲的要求，搬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与之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由于汪恩甲交不起房租（拖欠的费用为600元，以民国来说已经是一笔“小”巨款了），弃萧红而去。

下载 (11.33 KB)

2014-3-7 00:31

whdxwd1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投稿她的诗作。《国际协报》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出版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一家民办报纸发行量，居哈尔滨中文报纸之首。萧红的目的并不是想发表作品，而是含蓄地发出了一个求救信号，然而编辑却把它扔在了一边 。
　　
　　这时候，她已被旅馆的老板从3楼赶到了2楼一间发霉的小储藏室，并且已经找好了一家妓院，准备把她转卖。被关在屋子里的萧红，企盼着有人来解救她。然而总是失望，抱着再试一次的态度。萧红第二次给《国际协报》寄去了求救信，这一次她的信写得很直白：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能不能不救啊！
　　
　　这次收到信的是《国际协报》副刊部的主编裴馨园。出于同情，裴馨园立即派人去看望萧红。
　　
　　旅馆老板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还钱，立刻放人。派去看望萧红的人，只好冒雨返回编辑部第二天为了营救萧红。裴馨园召集了，一些报社的同事在哈尔滨道外区的小家小饭馆里商议营救的办法。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叫三郎的年轻小伙子。他的真实姓名叫刘鸿霖，后来人们只记住了，他的另一个名字——萧军。萧军对营救萧红一事，显现出了一种漠然的态度。
　　
　　当时萧军自己本身非常穷困，他什么都没有，自然也就无能为力，他不愿意做空架子的事，或者慷慨激昂宣言。对于那天的心境，萧军在纪实散文《烛心》中，做了这样的描述：我听到这些，只是漠然的向自己的唇中多倾了两杯而已。
　　
　　萧军原名刘鸿霖。他比萧红大四岁，1907年出生在奉天义县的农村。父亲是一个木匠，萧军18岁时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此前，张学良就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炮科的毕业生。
　　
　　萧军是个优秀的学员，但在还差一天就毕业的时候，他却成了成了肄业生。萧军生性好打抱不平，非常正义。他为了替一个同学抱不平，他差点把一个东洋流的教官给劈死。他也因此被开除。
　　
　　离开东北陆军讲武堂后，萧军辗转来到了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的主编，裴馨园十分欣赏萧军的文章。他聘请萧军编写儿童副刊，在裴馨园的邀请下，萧军参加了那天营救萧红的碰头会。尽管裴馨园他们没有商议出，具体解救萧红的办法，但报纸的介入，却引起了东兴顺老板的紧张情绪。
　　
　　旅馆老板暂时不敢把萧红卖到妓院。但却进一步限制了萧红的食物供给。7月12日中午萧红接连向裴馨园打去几个求救电话。那一刻，接电话的却是萧军。后来萧军在《烛心》中写道：那天你来电话时我是正在馨君的座位上，为他整理一些外来的稿件，你接连的几次电话我全知道，但却一次也没答应过你。
　　
　　一时没有什么好办法解救萧红，裴馨园只好写了一封安慰萧红的信，找出几本小说让萧军给萧红送去。进到屋里，萧军把信交给萧红。就在萧红看信的时候，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女子。
　　
　　对于当时的萧红，萧军曾这样描写：她脸色是苍白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头发披在肩上，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梳理也没有剪了。黑发里头，都已经看见白发在闪。萧红当时穿着一个蓝色的大褂，但是已经褪的几乎认不出颜色了。萧军把书交给萧红的时候，他真的想转身就离去。但是萧红的一句话留住了他。萧红说，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萧军坐下以后，萧红就像对朋友一样，很坦率地说了她的经历。
　　
　　在谈话中，萧红说她读过萧军的文章，很对自己的脾胃，萧军则无意中发现了萧红，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
　　
　　萧军的女儿萧耘介绍说：“看到这首诗，我父亲马上心动了。他觉得这个诗很有诗意，而且把萧红这个处境完全都写出来了，让人就不能不心疼，就是不能不痛惜她，不想呵护她。任何一个有血气的男人，正义的男人，我想看了她这首诗都会很感动的。”
　　
　　这个时候，萧军的思想转变了。萧耘回忆道：“要刚开始的那个印象，真是毫无美丽可言，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爱上这样一个女人的。可是自从他看了这几个作品以后，他马上就觉得他眼前这个女人变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都美丽。而且他马上自己就下了决心了，无论如何，我花多大的牺牲，我都要拯救这个有才华的女子。”
　　
　　临走时，萧军留下了口袋里仅有的5角钱，让萧红买点吃的东西，萧军后来回忆道，这仅有的5角钱，是我的车钱，这时我只有，步行了约十里路的归程，后来的几天，萧军不时地来看望萧红，萧军在回忆录《人与人间》中写到：我们遇合了，我们结合了。
　　
　　我没理解错误的话，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萧红在大着肚子的时候和萧军XX了？而且她们这时候认识还没几天……我一直无法对萧红有太多的同情之心，因为我真的认为她太饥渴了……
　　
　　萧红拖欠旅馆的六百多元钱始终没有办法凑齐。不过萧军向萧红承诺，一定会救她出去的。此间，哈尔滨已经下了27天的大雨，松花江水位接近120米，超过了哈尔滨有水文记录历史以来的最高点。8月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
　　
　　萧红居住的东兴顺旅馆，一层被洪水淹没，这时仍在裴馨园家中商议营救萧红的萧军主动提出，自己会凫水。能把萧红救出来，于是大家同意，由他带着香肠和面包，凫水去救萧红。
　　
　　萧军的女儿萧耘介绍说：“水发到二楼了，箫红的房子是二楼，坐在窗台上就可以摸着水。看她的人都跑了，逃命了，就给了她一个逃命的机会。”
　　
　　房客们乘坐小船，纷纷逃离时，只有萧红还依然在等着萧军的到来。但当萧军游到东兴顺旅馆的时侯，却发现旅馆里已经不见了萧红的身影。
　　
　　萧耘回忆道：“实在等不来了，她就搭了一条柴船，正好从她的窗口过。按照萧军给她留的裴馨园的地址，她先于萧军到了裴馨园家。”
　　
　　萧军着急地回到裴馨园的家中，却欣喜地发现了萧红。此时东兴顺的老板，早已不知去向，萧红终于不用担心因为拖欠房租而被卖入妓院。　　
　　
　　1932年8月的洪水，使哈尔滨市区受淹长达一个月，全市38万居民，有23.8万人受灾，12万人颠沛流离。萧耘介绍说：“所以说呢，哈尔滨的大水是灾难，对萧军、箫红来说尤其对箫红来说，它是个幸运。萧军曾经很形象地比喻过他和萧红。假如说萧红是小夜曲的话，萧军他说他是交响乐。假如说萧红的灵魂是蓝色的话，萧军的灵魂是红色的。假如萧红是月亮，萧军说他是太阳。”
　　
　　几星期后，萧红生下了她与汪恩甲的孩子，但因无力抚养，送给了道里公园的看门人，从此再也没有这个孩子的音讯。
　　
　　萧军、萧红本来是寄居在裴馨园家，可是由于居住时间太长，裴家人已经心生厌烦，这里是待不住了。可能去哪呢？水淹的城市，能供人栖身的地方本来就不多，加之现在萧军身上一文不名，还能怎么办？
　　
　　没有办法，他们只好住进一家白俄罗斯人开设的“欧罗巴”旅馆。“住进去再说，管他呢，大不了用拳头说话。 ”萧军这样安慰着萧红。
　　
　　住进旅馆，饥饿成了萧军、萧红此时最深刻的记忆。每天只吃一顿饭，就是这一顿饭都吃不饱。能当的东西都当掉了，能借的门路也都求借了，两个人的生活晦暗到了极点。
　　
　　幸好，没过多久，萧军找到了一份家教工作，萧军不收学费，只要求对方提供一处住所，对方答应了。这样，萧红、萧军才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两人在哈尔滨度过了一段安宁而充实的时光，随后辗转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二萧与鲁迅结识，这成为二人在文学事业上的转折点。在鲁迅的帮助下，萧军著的《八月的乡村》、萧红著的《生死场》先后出版，两人在文坛崭露头角。
　　

whdxwd1

生活改善的同时，萧军萧红的感情也出现了重大裂痕。
　　
　　萧军的性格中充满男人粗犷的刚气，他我行我素，不喜欢婆婆妈妈的矫情。萧红则是很感性的女人，她谨小慎微地处理着一切，在乎着一切，周围的一切对她总会产生很大影响。萧红身上凝结着中国传统女性共有的柔性特征，她对男人有很强的依赖感。
　　
　　萧红对依赖萧军的过度依赖，并没有得到萧军的回应。感觉自己被忽视了的萧红总会选择与萧军针锋相对，就这样，萧红与萧军争吵不断，感情越来越不好。
　　
　　萧红如果上8卦发帖的话，估计会很短时期内发一系列帖子，《老公竟然挂了我的电话！他说同居还每天煲电话粥根本是浪费生命！》，《老公以前对我很好的，最近却总是嫌我烦，真的是我有病吗？》，《凌晨两点了，老公还没回家，而且根本不接我电话，怎么办？》……然后下面一群人骂楼主得了公主病 =，=
　　
　　在此期间，萧军一再出轨——我一个出轨对象的信息都没找到，不知是否是谣言或者萧红的嫉妒与不安定感带来的误会，但以民国时期的“进步青年”的道德观来说，出轨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有人形容当时的萧红“有扮嫩倾向，梳着系蝴蝶结的辫子，蹦蹦跳跳”，以萧红当时二十出头的年纪来说，其实还算不上特别装B，有人会觉得可爱，也肯定会有人觉得无法忍受。萧军属于后者。萧军曾经自诩，拳头是他打出的另一种文章，终于有一天，这“文章”“发表”到了在萧红身上。
　　
　　聂绀弩在回忆萧红那篇《在西安》中，写萧红曾经说过，“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梅志女士（胡风的夫人）在1984年写过一篇《“爱”的悲剧——忆萧红》，当中提到一次“打人”事件：“她去日本不久，鲁迅逝世了。这年冬她回来了。萧红心情非常好。在一个刊物邀请的小宴会上，她是那么情绪高昂。可惜这时间太短暂了。后在一间小咖啡室相聚，萧红夫妇也来了。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她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以男子汉大丈夫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淡淡一笑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
　　
　　萧军与萧红之间流传甚广的家暴一说便是来自于此，那次的事情究竟是意外还是殴打，偶然还是惯犯，后来，萧红去世多年后，萧军在辑注萧红书信的时候，针对所谓“家庭暴力”的质疑，做出过一个简短的“辩解”：“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不过我，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没有了。我们也常常把每次争执，事后作为笑料来谈论，彼此自我讽刺着……”

whdxwd1

1936年7月，萧红远走东京创作、疗养，希求营造别离空间以挽救濒临灭绝的感情。此前她已经有过一次短暂的离家出走。
　　
　　距离并没有挽回萧军对她的爱情。远在日本，萧红还总是不忘叮嘱安排萧军的生活，她会去命令爱人吃一个鸡蛋，买一条毛毯，换一个枕头，吃一点阿司匹林，晚上不要吃东西（可以吃一点西瓜）……萧红自小体弱多病，反抗家庭之后那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是严重毁坏了她的身体，因此她的个性特别琐碎，她神经质一般的关照，纯爷们的萧军根本无法理解，只是觉得厌烦，两人的情感也和距离一样更加远离。
　　
　　萧军曾经这样形容过他与萧红的关系：健牛和病驴。如果是共同拉一辆车，在行程中，总要有所牺牲的，不是拖垮了病驴，就是要累死健牛！很难两全，若不然，就是牛走牛的路；驴走驴的路……
　　
　　萧军自述在萧红在日本的时候，他的感情曾经出轨过。在青岛度完了两个月的假，写完了小说《第三代》的第二部，也写了两篇散文《邻居》和《水灵山岛》，萧军返回上海，寄住在好友H家里，H的夫人是一位美丽温柔的女性。她对萧军的照料很周到，也很赞赏萧军的男子气概。相互久了，他们产生了爱情。但恋爱的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他们达成共识，必须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
　　
　　萧红从理智上想要宽恕萧军，可在情感上，却很难做到，两人那原本已在毁坏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1937年，抗战爆发，萧红与萧军都很兴奋。十月，他们一起去了武汉，和胡风、聂绀弩等人一起共办《七月》文艺月刊。当时他们是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二十一号，诗人蒋锡金家中，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也住在这里。
　　
　　1938年2月，日军准备进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到乡宁。萧红和萧军在路上发上严重分歧，萧军决心留下和学校一起撤退，必要时准备和学生一起去打游击战，萧红主张仍然从事写作……
　　
　　萧军曾经用第一人称写过篇小说，叫《为了爱的缘故》。小说中，一个知识青年，因受过军事训练，便总憧憬着去参加抗日军，但这时，他“不幸”遇到一个有文学才能的女子，他必须拯救她，而且必须要同她结合到一起才能拯救她。他的内心，有矛盾，有痛苦，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爱情，忠于他的爱人，决定留在她身边，等她身体恢复了再说。
　　
　　“二萧”的争吵，乃至于最后的分手，原因为何，萧红曾经做出过解释，她说“问题还是老问题，就是到底为了一个考虑，还是为了更多人考虑”，言下之意，她希望萧军为了她，不要去从军。不能说萧红这个想法自私，但两人在人生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异，决定了他们可以相爱却难以相处。
　　
　　后来，萧军留在临汾，萧红随当时丁玲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与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乘火车去了西安。此后，萧军经延安也来到西安。在西安，萧红向萧军提出离婚，两人正式分手。

whdxwd1

1938年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他们在武汉结婚。如此紧密的时间安排，楼主认为萧红很有可能在于萧军正式离婚之前已经和端木蕻良确定了关系——于是，同一个杯具在她身上上演了两次，她又一次怀着前男友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搞在了一起。
　　
　　大多数说法都认为端木蕻良十分介意这件事情，以至于两人感情迅速降温。毕竟当初萧军爱上萧红是在已知她有孕之后，端木蕻良则有点被迫中奖的意味。
　　
　　日军逼近武汉，端木蕻良独自去了重庆，萧红独自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1938年底，她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 对于端木蕻良都不曾陪伴在她的旁侧。她孤独，失望，无助，出院时对白朗说：“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在骆宾基根据萧红生前所述写成的《萧红小传》中，写到端木蕻良对萧红的两次“遗弃”：一次在武汉，他拿到一张船票以后，抢先撤退至重庆，留下萧红一个人耽在原地，不但行动不便，在经济上也得靠朋友接济。还有一次，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萧红病重住院，他不告而别，一共长达十八天，把照顾病人的责任完全推卸到一个认识未久的朋友骆宾基身上。据萧红的朋友孙陵提供的材料，萧红最后曾用铅笔在纸条上写下“我恨端木”几个字。在香港，萧红曾经计划摆脱端木蕻良，但却迁延着没有实行。其中，一是如她所说，为女性惯于做“牺牲”的惰性所致；再就是身体过于虚弱，一切潜在的病症都暴露出来了。她一时拿不出力量拯救自己。当时，她还抱有一个幻想，就是端木蕻良曾经许诺让她到北平他的三哥家里去养病。在长期的漂泊生涯中，她一直渴望健康和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然而，未及等到最后，美梦就幻灭了。1938年被视为萧红文学创作前后两期的分界。
　　
　　1939年1月，萧红又回到重庆。此间，她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于是，在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
　　
　　骆宾基声称端木对萧红冷漠至极，萧红去世的时候都没有陪在身边，萧红生命最后的44天，只有他陪伴度过，端木蕻良的说法则完全不同。我总阴暗地揣摩着，骆宾基对萧红是不是有什么暧昧情愫，就算不是暗恋吧，至少也是大有好感，像萧红这样柔弱的女人，总是很能激发男人的英雄欲，他是否有以萧红的保护者而自居并因此对端木产生偏见？
　　
　　关于萧红与端木蕻良的关系到底如何，和萧军与萧红的家暴疑云一样破朔迷离。萧红的朋友几乎是清一色地讨厌端木，有人说端木当时是个追求萧红且摆脱不掉的文学青年，人很自私，过去萧红受的是身体上的折磨，而端木给她的则是无法忍受的精神折磨。他把萧看成他的附属品，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人支持，反过来还常遭耻笑。更为可悲的是，他居然在朋友面前否认他和她的婚姻。但是萧在感情上怯懦和自甘牺牲的性格，让她依然为他怀孕，侍奉他。另一种说法恰恰相反，把端木说成是痴情不已的人，萧红病中如何在她的卧榻旁哀哭不已，并照看她直到临终。
　　
　　端木自己的说法是：“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1976年，曾与端木蕻良合编《时代文学》接受记者采访，在被问及周鲸文的人品的时候说，“端木有些大孩子气，偶而会撒一下娇”，“有些人总是嘻嘻哈哈的，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端木蕻良不是那种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性情不太随俗，落落寡欢”，又说“像他这样有才气的人，成名之后，无意中露些傲态，是免不了的”。至于留港期间端木蕻良与萧红的感情好不好，他的回答是“我总觉得两人心里有些隔阂”。
　　
　　勒以则在回忆萧红的时候写道：
　　　
　　 有一次我记得我走进去她才放下笔，为了不惊醒那个睡着的人，我低低地问她：‘你在写什么文章？’
　　　　她一面脸微红地把原稿纸掩上，一面也低低地回答我：‘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轻微的声音却引起那个睡着的人的好奇，一面揉着眼睛——咕嘟爬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看了一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他不顾别人难堪，便发出那奸狡的笑来，萧红的脸就更红了，带了一点气愤的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
　　　　他并没有再说些什么，可是他的笑没有停止，我也觉得不平，便默默地走了。　
　　　　没有想到她会遇见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自视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虽然文章中还显得有茫昧的理想，可是完全过着为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萧红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他看不起她，他好象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么能安宁呢，怎么能使疾病脱离她的身体呢？
　　
　　对照以上几个版本，大致可以看出端木是和萧军截然不同的男人，他虽然不像萧军那么暴躁，却也不是一个成熟到可以让人依赖的男人，这个人有点软弱，有点恃才傲物，说话比较刻薄，像萧红这样生活粗糙而精神纤细的女人，恐怕每一天都要被有心无心地伤害好几次。大部分谈到萧红与端木的婚姻的文章，都指责端木冷酷无情，我总觉得这个冷酷指数要打上一个很大的折扣，即便是萧红亲口告诉别人端木对她不好，也不能完全采信——因为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多心太脆弱太容易被伤害了。
　　
　　萧红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补八卦，关于端木第一次抛下萧红。梅林在《忆萧红》里说：“1938年7月间，武汉开始紧急，萧红的‘病’越发沉重，我们相约一同去重庆。但在8月初将上船那天，萧红因没有直达的船落后了，我同罗烽和端木蕻良先到了重庆。”1938年夏天，高原有事从延安到了武汉，通过胡风的帮助，找到了萧红，见她肚子隆起，穿一件夏布的长衫，坐在席子上，边上点着一盘蚊香。他回忆道：“据我的猜测，此时端木已不住在乃莹身边了。否则乃莹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听了不服气，说：“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一文中写道，当初坚持让端木拿着那张船票先走的人就是萧红。我无法判断此事真伪，但以萧红的个性来说，她让端木先走而端木就真的走了，确实会让她心寒至极并生出强烈的怨愤——她不是别无所求的真爱主义者，她付出感情和身体，而是为了得到回报，然而她生命中每一个男人都没有给到她她所希望的程度的爱恋。
　　
　　
　　
　　
　　我并不认为萧红一生的悲剧是因为她是个女人，世界上悲剧的女人很多很多，但很少有人能够悲剧到萧红这个高度。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一生总是接连不断地悲剧，她把命运完全押注在男人身上，这份依赖固然能在一开始激发男人的保护欲，然而相处多一段时间之后，男人就受不了她的重压想要逃开，她学不会自省，只懂得责备对方。她又完全无法忍受感情的空窗期，似乎没有男人她就活不下去，于是她一次比一次匆忙地投入爱情，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对男人失望。

whdxwd1

继续补小段子：
　　
　　
　　许广平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
　　
　　 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州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的，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
　　
　　
　　 这时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耽搁在我们的寓所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里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回到楼上……”
　　
　　
　　楼主实在没办法同情这种自己寂寞就赖在别人家客厅不走的女人 o(╯□╰)o
　　
　　
　　
　　
　　
　　萧军曾目睹萧红产下汪恩甲的女儿，整整6天，没有看她一眼，奶水湿透了衣襟，萧红也没有喂奶一口！萧军忍不住暗叹萧红心硬如铁。
　　
　　
　　
　　
　　晚年，萧军回忆萧红：“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有人把这一段解读为萧军无法忍受萧红比自己红，我倒觉得他是在评点萧红的个性，并暗示萧红未与他分手便和端木勾搭上了……
　　
　　
　　
　　萧军去世后，其妻钟耀群撰文，总结萧军爱她的三大理由，之一便是她是处女，充满自豪。这段话显然是针对萧红所说。
　　

whdxwd1

七  朱安：我也是周先生的遗物

whdxwd1

1878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
　　
　　1899年，朱安定下了亲事，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此人名为周树人，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901年年底周树人毕业并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周树人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
　　
　　1906年初夏，鲁迅接到母亲虚报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成亲。旧历丙午年六月初六，两人举行了完全按旧礼仪的婚礼。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大红礼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戒他。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
　　
　　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她每每想讨好“大先生”，最终的结果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重新到日本去了。作为新郎，周树人对这桩婚姻十分不满，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12年初，周树人应蔡元培之召请，来到北平在教育部任职，后来他购置了西直门八道湾11号，于是，朱安随着婆婆鲁瑞来到北平。
　　
　　初到北平的日子，朱安以为“大先生”有与她同房的意思，她整理好屋子，铺好了床和被，但是鲁迅却把床拆了，她痛楚委屈，从此也死了与“大先生”同床的心。“大先生”对她冷漠一如以前，仍然与她分室而居。在北方城市连语言也难听懂的她，变得更孤寂无助。
　　
　　其实朱安一直在试图改善与“大先生”的关系，在绍兴老家时，她意识到没有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曾请娘家兄弟帮忙，写一封信给在北平的丈夫，建议他纳妾。她认为，这样丈夫生活有人照应，也能生下一男半女。朱安的建议是旧式女人的善良和大义，信到了北平，引起鲁迅更强的反感，他不屑回信，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
　　
　　现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大先生”待她仍然形同路人，朱安实在不得要领，这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从何挽救他们夫妇感情。
　　
　　朱安在北平的日子，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和生活，她看出鲁迅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物，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她不可能在客厅待客访谈，只有端茶送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来访的鲁迅弟子对朱安很客气，有时碰见也称她为“师母”。但她心里很明白，“大先生”于她，永远是个外人。
　　
　　朱安唯一的安慰，是婆婆鲁瑞对自己的认可。朱安每当做完家务后，就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对于自己的境况，这个苦命的女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此间，“大先生”与弟媳羽太信子常有书信往来，不久，这个日本女人与朱安的小叔子周作人也住进八道湾。1923年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反目，鲁迅迁出八道湾，同时他给朱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对于朱安来说，这两个选择都把自己逼上绝路。兄弟互不相容，她怎能继续住在小叔子家中。而回到绍兴，就成了丈夫不容的弃妇，这无疑是条绝路。朱安提出来，“大先生”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承担这份责任。鲁迅同意了她的请求。这让朱安十分欣慰，她一直在想着改善与丈夫的关系，她曾对家人说过：“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不知是幸运抑或不幸，他们刚搬家不久，鲁迅肺病发作，并且病情严重，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这是朱安一生中和“大先生”最“亲近”的时候，也许也是朱安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1925年，西三条胡同21号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鲁迅正在这个学校兼课，她从3月起和鲁迅开始通信，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和热切。在学潮风波频起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斗争，鲁迅站在学生们一边，这一点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女师学生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1926年7月，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和许广平一同坐火车南下。有一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大先生带着一个小男孩回家。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朱安明白，婆婆虽然不嫌弃她，但在这方面不会站在她的一方。后来，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接受了新的现实，甚至有些安慰，这仿佛是茫茫暗夜给她一丝微光，因为大先生有了后代延续香火，自己死后也有人祭祀了。
　　
　　朱安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传到北平，朱安把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的书房辟为灵堂，她一身孝服为“大先生”守灵。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晨报》都刊出采访报道。
　　
　　记者称见到的鲁迅夫人，“矮小，瘦弱，狭长脸，突出的额，小脚，不但毫不漂亮，也都没有一点活力。”说她“年已届58岁，一身黑色的棉裤袄，头发已经苍白，梳着一个小头，面色黄黄的”。并说她“本拟即日南下奔丧，但因阿姑（指鲁瑞）年逾八旬，残年风烛，聆此消息，当更伤心，扶持之役，责无旁贷，事实上又难成行……。夫人说的是绍兴话，略带一点所谓京腔；我是靠了别人的翻译，才能完全听懂的”。记者好心地带来社会人士捐款，她却“始终不肯拿，只说盛意是可感的，但钱却不能收，因为生活一向是靠上海的许先生（即许广平）给她带钱，没有上海方面的同意，另外的资助是不好接取的”。
　　
　　北平西三条21号家中，尚有八十余岁老母鲁瑞，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家里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由许广平、周作人承担。朱安对于许广平一直心存感激，朱安说过，“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为了寻找上海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日本宪兵于12月15日清晨逮捕了许广平，对她严刑逼供，但一无所获。1942年3月1日，许广平被释放，但她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
　　
　　周母去世后，许广平和当时在汪精卫政权任职的周作人依然共同担负着朱安的生活费用。对于收周作人的钱，朱安内心并不情愿，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不和，却不能不收这笔钱。然而，物价不断飞涨，许广平与周作人汇来的生活费也捉襟见肘，朱安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周作人令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目录，准备委托来薰阁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留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请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同时，许广平委托律师在9月10日的《申报》上发表申明：“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听闻朱安打算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责任阻止此事，他给在北京的朱安写了信，朱安请人代笔的回信说：“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
　　
　　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这事的经过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关于周作人》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0月10日他们从上海出发，到北平后，将书信一一投送，一面请赵万里把旧书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访问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条见到了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去精干。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周先生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周先生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
　　 　　长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对上海方面的误会，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悲怆的呐喊。其实，从她的内心来说，一定也不愿意卖掉鲁迅的藏书，她之所以同意这么做，恐怕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她这个“遗物”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弢将日本宪兵逮捕许广平等的经过告诉她，并将海婴的情形说了一遍，她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当她听到海婴病已痊愈，竟说：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让她看看。于是气氛一转，藏书出售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
　　
　　朱安一生温柔恭顺，安守本分，这一句“我也是周先生的遗物”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在人前表现出怨愤不平。
　　
　　出售藏书风波解决之后，朱安一生甘于清苦，曾有社会人士捐资给朱安，但她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几年之后，鲁迅的学生宋琳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还请宋琳转告许先生，她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
　　
　　这个心愿并没有实现。1947年6月29日晨，在她婆婆去世的4年后，69岁的朱安在北平西三条胡同病逝。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平西直门外保福寺村，陪伴她侍候了一生的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与周家有关的标记。
　　
　　
　　
　　
　　
　　
　　关于鲁迅不休妻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鲁迅真的休了朱安的话，以朱安的个性一定会上吊投河什么的……
　　
　　再说鲁迅虽然误了朱安一生，其实还算对得起她。鲁迅没有先和包办婚姻的老婆孩子都生了一堆了，遇到念洋学堂的女学生就开始吵吵嚷嚷着没感情，要离婚——尼玛睡觉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说没感情？

下载 (6.18 KB)

2014-3-7 00:48

鲁迅许广平周海婴。鲁迅与朱安从未合照。

下载 (68.32 KB)

2014-3-7 00:48

whdxwd1

　　民国最凄惨的莫过于朱安了 那时候包办婚姻 她是就是女人人 没什么文化 夫君不是自己选择的 嫁过去以后 鲁迅连看她一眼都觉得是一种亵渎 试想一下 如果朱安长的美若天仙 鲁迅至于如此么 同样长相也不能选择
　　　　　　　　　　更可怕的是 她这样一个人是肯定不会主动离婚的 而鲁迅的仁慈 他认为朱安这样一个旧式女子 离了婚是没活路的 生生耽误了她一生
　　　　　　　　　　转念一想 如果鲁迅一狠心 把她休了 谁又能肯定 她不会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 过一生？
　　　　　　　　--------------------------------------------
　　　　　　　　朱安确实可怜，这个只能说是封建包办婚姻造成的恶果吧。
　　　　　　　　鲁迅倒也算是个坚持原则的人，说不接受包办婚姻，那就真的怎么也不接受。精神上不接受，同样的身体上也坚决不接受。比起当时某些又要追求“自由爱情”，又和包办的老婆OOXX还生了孩子的男人，他可高尚多了。
　　　　　　　　好比徐志摩这样的，那才叫文人无行！
　　　　　　--------------------------------------------------------
　　　　　　 要是朱安长的漂亮，鲁迅怕也早无行了。
　　　　------------------------------------
　　　　鲁迅在这禁欲方面还真是神人段数的，话说鲁迅也是留学日本，鬼子在这方面不要太开放哦，他老人家侵染多年还能保持这样实属奇葩。同为留学日本的学生之一郁达夫，不就是一面沉醉于日本mm的温柔乡，一面高喊祖国啊你为啥不强大啊这都哪跟哪啊
　　=================
　　
　　鲁迅对自己够狠，所以估计在他看来，和朱安结婚已经是他对朱安最大的妥协了。
　　
　　而朱安越是传统妇女美德，鲁迅就越是看不上她……
　　
　　
　　
　　
　　哦，对了，鲁迅和萧红也有八卦的，有人说许广平和萧红后来友情变淡，是因为萧红总在鲁迅面前秀柔弱，寻求关怀——她应该不是想勾搭谁，就是在男人面前本能柔弱吧 =，= 所以萧红不待见她再来自己家做客。
　　
　　当然，也有人说许广平虽是鲁迅的亲密爱人、革命同志、精神伴侣，但在文学艺术的道路上，唯有萧红真正懂得他……这说法真恶心 o(╯□╰)o
　　
　　
　　
　　补充一下萧军。我感觉萧军对萧红，不光是怜惜她身世凄苦，主要还是爱上她的文学才华吧……结果在一起之后发现萧红根本不是能一起过日子的人，然则，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背叛她（虽然有过感情出轨，但克制住了），然而这个女人竟然不知好歹地背叛了他——这是他后来从根本上否认萧红和自己的婚姻生活的重要原因吧。

lianghuyu

徐志摩真能折腾，离了他，是能多活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