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回忆录:我那不堪回忆的大学生涯(196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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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堂教学
二，社教运动
三，教学改革
四，文化大革命
1风潮初起
2“二月兵变”
3恐怖的“红八月”
4大串联
5两派对立
6孙泱之死
7血腥武斗
8文革感受
五．黯然离校
六．部队农场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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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经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http：//ebook.tianya.cn/buke/38339.aspx）。这本书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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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教学阶段

1．        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在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之前，我甚至还上江西中路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所以知道了这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大大的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决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因为是学生票，才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那是趟慢车，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落后所震撼。过黄河时，已是半夜，虽是一夜未眠，也没看见。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对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认为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小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而我交的卷子上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yangkids

以前对文革的那段历史有种特别的兴趣，包括有些文学作品幽默化的处理痛苦，慢慢发现这些只是历史的一个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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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
连载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阅读和关注。
感谢本论坛的管理员。
本文在十多个网站连载过，“华人论坛”是唯一没有因审查而有屏闭、修改、用*|/之类代替的情况，对此，特别感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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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令人可气的是，湖西的“肃托”事件，事后虽然也搞了复查、甄别，但并没有妥善解决。只承认是“扩大化”，不承认是搞错了，还特地留了七个“托派”分子不予更正。甚至反而还倒过来责怪在严刑拷打下被逼承认是“托派”的受害者为什么要招供，为什么没有“保持革命气节”，还因此受到党纪处分，被“永远开除出党”，以至有的同志为此愤而自杀。这个事件，一直到1984年，在胡耀邦的过问之下，才得以不留尾巴地彻底平反。
湖西的“肃托”，不是个孤立事件。它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极左路线发起的一系列所谓“肃反扩大化”事件中的一个。其后不久，1943年开始的延安抢救运动，则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在这个康生打头阵的抢救运动中竟然抓了一万五千多个“国民党特务”。以致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系统二号人物唐枞大为不解，很纳闷地对蒋介石说：“他们那里面到底出了什么事啊？可惜我们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多少损害！
可是还有一些为极左路线辩护的奇谈怪论，其中之一，说是：母亲打孩子难免有打错的时候，也难免有打重的时候。别的不说，仅就文革而言，叶剑英副主席说：文革死了二千万人（出处在本文的前面已有）。哪有母亲打孩子这样打的？打死了几千万。
“母亲”的光环，戴不到极左路线的头上。
祖国母亲，决不会打人。
打人的，决不是祖国母亲。
*
至于还有种论调，要求受害者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挨打，说是“野鸡打得满天飞，家鸡打得团团转”。这说的是什么东西？更不值得一驳。在他们的眼里，人成了什么？
在极左势力的眼里，根本没有人，有的只是奴隶和工具。
所以，我们倍感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何等的重要。
因为事情的特殊，所以把这个事件的内容单独作为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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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连载即将结束,如有意见和建议,我的信箱已公布在上面.
"部队农场"有一段补充:
5．湖西“肃托”事件
既然来到湖西这片土地，就讲一下湖西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湖西是块革命根据地，湖的对面就有因为小说和电影而出了名的铁道游击队。在这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会有不少材料。1969年的冬天，部队请了位老前辈讲当年的革命斗争。来的是一位皮肤黝黑粗糙、又瘦又高的老人，是位当地的老乡，讲的是抗战的故事。他没有更多地讲打鬼子，讲着讲着，就讲到了政治审查，被自己人抓起来怎么严刑拷打。他讲到，原本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刑具，都用到了自己同志的身上。他讲到，那老虎凳上凝结的血块比铜钱还厚。他讲到，许多优秀的同志，没有倒在杀敌的战场，却死在了自己同志的手里。他颤抖着举起双手，这是我被打伤的手啊，从此再也不能参加工作，说着就老泪纵横，不能自己。
很多同学听了很惊讶，有的都听不明白。但我知道这件事，这就是1939年湖西根据地发生的“肃托”事件（“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简称）。现在的中国人，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流亡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人暗杀掉的托洛茨基，当年却有多少革命志士，莫名其妙地被贴上他的标签而受难受害。这是党内极左分子许多次残害自己同志中的一次。最近，我看了郭影秋校长的回忆录，才知道他在那次事件中也未能幸免。他当时任苏鲁豫独立大队政委，被抓后，又上老虎凳，又灌辣椒水，不承认是“托派”就往死里打。在这之前，郭影秋被国民党抓住过，也上过刑，被自己的同志上刑更难熬。最后一次受刑时，拉来另一位同志当场活活打死给他看，说，想清楚了，明天再不承认，也这样打死你。亏得第二天，一一五师的罗荣桓赶到，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具体事例，请见：《往事漫忆》，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这次事件，完全是党内极左分子为邀功请赏向上爬而恣意妄为、大开杀戒。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死了三百多名优秀干部。湖西根据地遭到了连鬼子、国民党都没能造成的巨大损失。据事后反复调查，根本连半个“托派”都没有，完全是在无中生有，连“莫须有”都算不上。有个成语叫“捕风捉影”，这是连影都没有，就捕人，就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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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用《革命四十年》的第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那就是温斯顿•丘吉尔说过的：“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请见《大众证券报》2009年4月1日）


                           2011-2-18                写于   南京东箭道   无阳的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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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提及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的简介：
《革命四十年》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它以批判左倾错误、颂扬改革开放为主题，以一百二十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展现1949至1989年间中国革命四十年的风云变幻。它以文学书写历史，用虚构保留真实，采取“小事件、大背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作方式，直面各类敏感问题，真实描写了从建国前夕的激战，历经土改、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社教运动、十年浩劫，直到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其间，重大事件不断、惊涛骇浪无数、人物命运跌宕、直叫人心灵震撼。该书内容丰富，客观真实，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对当代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实话实说，直抒己见，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史学观点都有一系列突破。
该书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反应热烈，点击量已超过二百万。欢迎读者们前来一阅（免费）。尤其欢迎批评指正、交换意见，并请介绍给您的朋友。用谷歌或百度直接搜索书名，即可找到该书。阅读链接：http：//ebook.tianya.cn/buke/38339.aspx）。
我的邮箱：luweiguo1900@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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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写作说明
本文的写作，没有去做专门的走访、调查，只是靠个人自己的记忆和手头有限的资料，肯定会有一定的局限。作为个人的回忆录，挂一漏万，还不至于，但挂十漏二漏三漏四，还是有可能的。笔者也想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此，真诚欢迎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是引用材料如有不准确之处，务请指出。特别盼望人大的师长、校友和同龄人的指正。
本文记述的是真人真事，用的是真实姓名。还有些当年的事情，有印象，但记不准，文中都没写。
在本文中采用了较多的引文，引用正式出版物中的观点和材料，并注明书名、作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所以这样做，一是个人习惯，我写有专著、发表过百余篇专业论文，知道这些规矩；二是，使文章更加严谨规范；三是，更有说服力，有足够的支持，尤其在讨论敏感问题时，也是种自我保护的办法；四是，当前理论界、知识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但在社会上的更大范围里对此了解不够，本文想以此作些介绍和推广。
《革命四十年》也做了这样的尝试，在小说中作了较多的严肃的论述和引证，希望这部小说不同于一般小说家写的小说，探索出一条文学创作新的蹊径，而不是拍脑袋胡编一个除了他自己别人谁也不信的所谓故事。
本文是采用滚动式写作，在连载过程中，不断地回忆、补充、扩展。当初第一稿时才一万多字，现已扩展至十万多。这种写法，好处是内容在不断充实，缺点是在某些章节里，各段落之间结构不很严密，需要进一步调整。
这篇文章能与广大网友见面，讲了一些过去不能讲的话，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表明我们的时代在进步。所以，我常对学生讲，我们正处在中国几千年来、解放后几十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这是由衷之言。当然，也还有一些话，现在还不能讲、不让讲，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有关部门多虑了。我们也盼望社会继续向前进步。
这篇文章能在本网站连载，也向网站的管理员、版主表示谢意。由于审查的原因。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有时也使他们为难。对于审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像屏闭、删节等，笔者表示理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无奈。
对于关注和阅读本文，尤其是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的网友，笔者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希望今后能继续关注笔者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和批评指正。对由于审查原因而带来的阅读上的困难，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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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面向未来
面向未来，走历史必由之路。请让我用两位学者的话，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历史是不应该也不能长期回避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政党、乃至个人，一贯正确，永不出错；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长河从整体上看不过是长期试错的过程。回避历史上所犯过错…… 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
如果任由历史问题淤积发酵，不但许多现实问题无以为解，而且势必为未来大的挑战性危机埋下雷管。
……
要正视历史，汲取历史养分。总结经验，从中汲取教训。……只有到那时候，历史才真正成了财富，而不是包袱。”
（《凤凰周刊》2008/8/25，卷首语“或者是包袱 或者是宝鉴”，周兼明。这一段也作为《革命四十年》的代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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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中国人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就不是合格的子孙；二十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二十一世纪就有可能是变了形的二十世纪……
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宁愿把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实际上，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
（敬文东   《长廊与背影》书系--总序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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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得对：“国家的悲剧和辉煌，都同样值得铭记”。（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个人，都是如此。没有记忆的人生是苍白的，被扭曲了的记忆是悲哀的。不让说，不让讲，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办法，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回避和掩盖，绝非良策。
这些回忆和反思的效果，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也不会是徒劳无用的。德国的思想界在战后沉寂了二十多年，他们对希特勒的突然兴起、猖獗和迅速败亡，都反应不过来。六十年代末期之后，才由没有经历过二战灾难的年轻一代发起了对德国法西斯兴衰的大讨论，并引起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大规模反思，从而使德国的社会发展走上了一条顺畅之路。请相信，历史随时都可能被重新提起。
本文的想法之一，就是要唤起人们的记忆，正确地面对历史。只有正确地面对历史，才能正确地面对现实、面对今天、面对未来。这个记忆，不只是指个人经历的回忆，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记忆、我们整个民族的记忆。许多个体的记忆的累积，才会有对历史的认识。而只有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我们才会有自觉的改革，才能不断保持和强化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向着现代社会可持续地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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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厘清思想
纵观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出现了多次大的折腾，比如：反右、大跃进和随后的大饥荒、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本文所记述的，只是一小部分），使不少人产生了思想混乱，搞乱了极左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有的人把极左当成社会主义、或说成社会主义，其中有的是出于政治上的不成熟，有的则是另有企图。同时，另一方面也使很多人对极左的深恶痛绝拂之不去，以至把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当成极左而难以接受。这两种倾向现在也都还有。相比起来，前一种倾向对社会的正常发展危害更大。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请见2008年12月11日《南方周末》）当然不是说后一种倾向就是右。文革结束三十年后，思想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依然艰巨。
而且到了今天，社会上又产生了另一些思想混乱，即搞混了改革开放与当前一些社会弊端的关系。这些社会弊端有些是极左时期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在政治方面，比如缺少社会民主，公民缺少基本权利，权力过于集中又缺少应有的监督制约。这些弊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正向经济领域扩展蔓延。比如由于权力的过于集中，又缺少监督制约而导致贪腐的大量出现；进而通过暴力强拆等手段，明目张胆地直接掠夺民众的财富；当受害群众要表达不同意见时，又在“维稳”的幌子下进行暴力压制，堵截上访，抓捕举报人等等事件层出不穷；在房改、医改、教改、分配改革、企业改制等方面又有相当多的缺失，大量普通民众在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某些国有资产，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私产（垄断行业高层的高收入就是这个问题）；由此而造成分配不公，造成一批弱势群体的出现，造成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出现，使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和凸现。
对于这些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而要合理解决，只能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尤其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用文革式的暴力去对付社会弊端，再搞大折腾；也不能把深入推进各项改革，毫无道理地扣上“全盘西化”的帽子，阻挠和异化改革，以达到某些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目的。
要厘清这些方面的思想认识，它的前提、它的基础，就是要继续深入地批判极左错误，彻底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持续地、健康地，向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不断前进。
本文的回忆和反思，也是想在这方面做些小小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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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应回避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事件至今讳莫如深。著名导演张艺谋先生有句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请见：《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我们不忍要说一声，此言差矣。面对十年文革的血泪伤痛，我们真的“沉重”了吗？
对于文革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我们的反思和探讨远没有到位，还有着不少有形无形的禁区，或是噤若寒蝉，或是顾左右而言它。以至于有的教师在对学生说：“这些不会考的，你们不用看了”。多少的年轻人，只知道清朝那点事儿、明朝那点事儿，却不知道眼下这几十年发生的事儿。所知道的一星半点，也很可能是被扭曲了的。本该沉重的历史，成了“书上没有、老师不讲”的东西。我们“沉重”了吗？
那么，怎样才能不“沉重”呢？近来有些号称涉及文革的作品，“抹掉了时代和政治”（张艺谋语，出处同上）。对那个黑暗年代的深重灾难，或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找一些鸡毛蒜皮、无谓纷争去轻描淡写、离题千里，完全没有反映文革时期的时代特征，而是搞一些“假时代”、“假文革”和“被沉思”来糊弄观众。影片“山楂树之恋”的失败，就是这样的例子（当然，对张艺谋先生前期在中国电影改革创新中的功绩，依然表示敬意）。
十年文革的左倾灾难，其影响十分深远，万万不可忽视。“阶级斗争”虽然不讲了，但它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是很深的。“斗争哲学”还是随处可见。从社会底层的仇官仇富心理，到某些当权者不择手段地暴力“维稳”，从社会信用的缺失，到公权力的垄断和滥用，以至在网络上随处可见的不负责任的极端语言，我们都能看到它的痕迹。还有那个“狼文化”，甚至连给小孩看的动画片，包括那个羊和狼，也是翻来覆去地在讲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半点的幽默、诙谐和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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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1949年以前的中国革命，采用了暴力革命的方式。这也是历史的选择，有它的必然性。但是，暴力革命也有它的局限性。如果对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处理不得当，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那时有个极端派“革命家”马拉，他在1790年6月写道：“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是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这就是他们这种“革命派”的真情流露。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指出，马拉的言行“带有一种毫无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请见：《现代快报》，2011年2月1日）然而，这样的极端派比起中国的极左势力，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尤其是在暴力革命胜利之后，革命者已经掌握了政权之后，对于暴力革命的局限性还没有认识，还把暴力革命当作拿手好戏，还用这种思维和办法来解决革命胜利以后的问题，甚至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用来对付人民群众，还像某些红卫兵极端分子信奉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那就不只是悲哀，而是彻彻底底的悲惨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惨剧。
小说《革命四十年》对1949年春仅为时一个月的战争时期，花了整整一卷的篇幅来写，其目的之一就是想讲述这个问题。因为，建国以后的极左思潮，不是从1966年或1957突然爆发出来的，它有个发展过程。早在江西苏区，比如富田事件，我们就看到过它的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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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历史教训
以文革、反右、大跃进和大饥荒为标志的左倾灾难给了我们太多的历史教训。本文不是政治学专著，很难一一述及，就谈其中的三点。
（1）        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民主也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文革最大的教训就是民主被彻底摧毁之后，给国家、给人民能造成多大的灾难。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民主，社会就不能正常发展；没有民主的社会，不能叫现代社会，甚至不能叫正常社会。
什么是民主？最简单讲，就是能够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使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充分发挥出每个人的潜能，使他们既为社会作了贡献，又实现了他的个人价值。并用一整套法律保障他的权利不受侵犯和不去侵犯别人的权利。
在当代社会里，谁最害怕民主？那就是既得利益集团，靠着专制和特权获得份外超额利益的那个社会群体。如果每个社会个体都有了他的应有的权利，各项社会事务都在阳光下进行，专制和特权在很很大程度上都将不再，份外超额利益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他们当然不会赞成民主。对于民主诉求，或者贬低、丑化，或者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压制。尤其是抓住民主过程中的某些“缺陷”，大做文章，以此作为抵御民主的理由。
民主当然也需要有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有个成熟的过程，有个建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所当然地也会有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这就要求我们更要下力气重视对民主的推进。更何况，这些问题，往往是由于民主还不够发展所造成的，只能通过进一步推动民主来解决，而不是因此而抛弃民主。就如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倒退。
（2）        彻底抛弃专制思维
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皇权专制主义，几千年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多数情况下，始终占着主导地位。
这里想谈一点笔者的史学观点。我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以后的古代社会，不能叫做封建社会，而应叫做皇权专制社会。所谓封建社会，实行的应是如周朝的分封制度。而秦始皇实行的专制体制，已经不是封建制的本来含义。秦始皇的专制制度，有一部分是当时的需要，但更多的是以剥夺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是反人类、反人性的极端行为。秦朝二世而亡，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其后中国历史步伐的沉重和滞缓，完全不同于欧洲社会的发展过程，其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一卷第五章、第十四章，通过书中人物的对话已经表达了这种观点（《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有篇文章，也有相近的观点）。
把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社会当成封建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偏差？把封建主义当成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来反，结果推翻了封建社会，消灭了地主阶级，而且是以很极端的方式加以消灭，却放过了专制主义。使专制主义的思维和做法，在建国以后依然时时浮现，甚一而再地闹得不可开交，搅乱了社会主义的正常进程。
历史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和专制绑在一起。马克思和秦始皇是加不到一起的。加在一起的，只能是斯大林和秦始皇。他们两者才是在思想体系上一脉相承。
社会主义只能和民主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前面，即使不加上民主两个字，那也应该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假社会主义，只能是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极左思潮就是专制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专制不断地推进极左，极左不断地强化专制。于是，就更专制，更极左；更极左，更专制。1976年以前的中国，正是走的这条路。
现在有提出要首先搞党内民主。党内当然要实行民主，如果党内都没有民主，这样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同时，党内民主不能代替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但愿党内民主不要成为拖延整个社会民主进程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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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我们需要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灾难，而且是在我们的国家，是在党的领导下，是在被称为“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我们不能认真总结、深刻反思，仅仅去归咎于林彪、四人帮，那就很难规避左倾灾难的再次发生，只是形式不一样、程度不一样而已。
有些人否定文革、批判四人帮，是不充分、不深刻的，并不是对极左思潮有所认识，而只是因为文革冲击了他或他的爹妈，损害了他的切身利益。一旦权力到手，他对别人搞起极左来，也是毫不手软。三十年来，这样的例子，也不止见过一次、两次了。这是最值得我们忧虑的。
而且，对于左倾灾难，不但管理层需要反思，普通民众也同样需要反思。不然稍有矛盾，就又会退回到极端思维的老路，致使很多问题无以为解。不但原有的矛盾解决不了，还会累积更多的新的矛盾。在左倾思维的影响下，有了矛盾，不是去缓和、协商、相互退让，而是一味地激化、对抗，以至于明明已经形成了社会危机，还要把它推向不可收拾的境地，就像八十年代。那也是没有汲取文革教训的再一次的沉痛教训。今天在某些地方、某些问题上，比如暴力拆迁、堵截上访、滥用公权、贪腐惊人等等，或多或少不也是这样吗？
④向前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向前发展，就要放下包袱，要对过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改革事业能进展多远，就取决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有多深，就取决于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和切割有多深。当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纠结，就在于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批判还不深不透、远远不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拨乱反正，还没有全部到位。其实，左倾灾难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回避，没有必要不好意思、张不开嘴。我们反思和批判左倾错误，不是要去追究参与者的责任，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为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向前发展。这个可持续，不仅仅是指经济和环境保护方面，也包括意识形态、价值理念这些。只有彻底放下左倾包袱，我们才能大踏步地往前走。
⑤改善两岸关系、提升国际形象的需要。
1949年有一大批人去了海峡对岸，去了世界各地。他们留在大陆的亲人，在极左时期的遭遇，对于他们而言，比我们还要刻骨铭心，始终是蒙在他们心上拂之不去的阴影。这是影响两岸关系改善的一个很重要、很现实的因素。就算我们自己可以回避一些敏感问题，但是，这办法对他们能行得通吗？我们能要求他们也去“向前看”、“正确对待”、“宜粗不宜细”吗？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恐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真诚地、更有说服力地向他们说明这一切。彻底批判左倾错误，以解除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内心的疑虑，这是进一步沟通两岸往来、改善两岸关系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我们对左倾灾难，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能避而不谈，那怎么要求台湾同胞心悦诚服地和我们牵手在一起。
处理好国际关系，有效提升我国国际形象，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就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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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g1945

4．以史为鉴
可能有人要问：在当今又一个春天里，我们为什么还要回首那些冬日里的苦难?
我想有很多原因需要这样做，简单来讲：
①首先我们要真诚地面对死者。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人，我们永世不忘。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三千六百万人（请见：《墓碑 ——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文革死了二千万人（叶剑英语，出处前面已有），难道我们反而可以扭过头去、一声不吭吗？我们能对得起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吗？
我们的良心能平静吗？
（对可能有的责难，先讲一句，党中央、国务院、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各有关部门都没有对杨继绳和叶剑英的上述说法表示过异议、否认和批驳。持不同意见的人往往就喜欢拿出“不可能”三个字。但是，仅仅用“不可能”三个字，是不能作为论据的。
关于大饥荒，可阅读《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28-30章。该书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和论述大饥荒年代的长篇小说。
又：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4200亿元以上，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但是这一段，我还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上找到。哪位网友知道，烦请告诉一下，我就可写入文中。）
②抚平伤痕。我们的面前还有千千万万更多的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虽然已经难以给他们一一作出满意的解释，更不用说国家补偿。但至少还应该尽力去慰藉他们的创伤。这种创伤，深深地烙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上，还在刺痛着我们，可能会延续几代人之久。
这种创伤对社会的伤害，不能小看。201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老男孩的复仇”，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40岁的男子林云涛，几十年来一直想着为父报仇，在事隔三十多年之后，于2010年11月13日杀死了他认为文革时杀害他父亲的已经71岁的“凶手”。文革所带来的社会裂痕、精神创伤，还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吗？认真清理左倾灾难，正确对待遗留问题，还任重而道远啊。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点，这个过程就会缩短一些、和缓一些。

lwg1945

刘少奇在遭受迫害时曾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还得要允许人民去写。本文和小说《革命四十年》，就是想和千百万人民一起，认真地写上一笔。
写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时，我年已六旬，两鬓斑白，打字技能的笨拙，视力的低下，使我整日伏于电脑显示屏数寸之前，终至眼角膜发炎溃疡，视力严重下降，几近失明。但是更大的风险来自于该书的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主流意识所容忍。仅就本文而言，由于审查的原因，在有些网站那个文字审查就毫无道理。一段话上不去，得拆成一句一句才能上去，甚至要拆成几个字几个字才行，无法连载完毕。在有些网站就得有些变通，比如，有些段落的文字间就划了一些斜杠////，有的就用汉语拼音、用*号替代，好让审查程序能通得过，尽管那些段落里并没有值得神经过敏的内容。二三十年之后的人们，再看到这些斜杠、拼音之类，恐怕就不只是觉得滑稽和可笑了。
尽管有这些难处，然而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时时在撞击着我的心扉。风云的变幻，逝者的呼喊，时时在内心翻搅。所以，虽然深感自己文学功力的不足，虽然有着种种的困难和风险，曾经一次次地放下过笔，但又一次次地拿起来。尽管我完全可以无所事事、颐养天年。可是，哀莫大于心不死，只希望以生命最后的一点力量，为社会、为后代留下一些思索的痕迹。我知道，自己的水平非常有限，只是想抛砖引玉，在历史的大浪中尽一点微薄之力。我相信会有肯定我努力的一天的到来，相信会有如温wen总理所言能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那一天的到来，虽然我自己很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思想的翱翔是永无止尽，没有时空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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