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法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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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族内部的大规模屠杀。波尔布特在法国留学，学习的是电子专业，回国以后，他的目标却是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要包围并夺取城市，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城市带来的现代文明，消灭私有制，消灭城市阶层，成立一个以农村合作社为基础的纯粹共产主义社会。

红色高棉宣布，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原本的鱼米之乡，普通老百姓甚至只能勉强喝上稀粥。波尔布特禁止私人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
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会腐化干部群众，要想实现最高革命目标，就必须消灭城市。占领金边之后，波尔布特就以美国空袭为由，下令紧急疏散市民，连私人物品都不许拿，立刻就走。短短几天，这个拥有200万人口的东方巴黎，仅剩下两万多人，只有一家商店开门，没有汽车、公交车，完全依靠步行，除了首都的功能外，基本就是一座空城。而仅仅在疏散途中，就死掉了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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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在金边，在全国其他城市，也都进行了类似的疏散。从城里转移出来的是"新人"，即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他们被集中到一个个劳动营地，接受"旧人"、即原红色高棉军民的监管。"新人"们不仅失去了自由，还要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柬埔寨的"独立之父"是西哈努克国王，是他带领柬埔寨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获得独立。然而，红色高棉对他也不放过。夺取政权之后，宣布罢黜西哈努克，并将他软禁。西哈努克当时在柬埔寨的十几个孩子和亲属，统统被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终全部遇害，一个都没有回来。

整个柬埔寨陷入了恐怖统治之中。在金边，红色高棉设置了"第21号安全监狱"，即S21集中营。这里原本是一处法国人建设的高中，院子里有高大的椰子树和榕树，有四座教学楼，自从成为集中营之后，书声琅琅的校园，就成了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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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老战士派的元老大都在越南，柬埔寨境内的高层人物比较少。法国留学生迅速上升为高棉人民革命党内的高层领导。在多位留学生成为了西哈努克政权要员之后，留学生上升的趋势更为明显。1960年，高棉人民革命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更名为“柬埔寨劳动党”，杜斯木当选为第一书记，杜斯木、农谢和波尔布特组成三人常委，英萨利也进入了中委。从此，留学生们开始进入了党内的最高权力层。

1962年，杜斯木被政府秘密警察暗杀。杜斯木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为留学生所填补。1963年，柬埔寨劳动党召开代表大会，波尔布特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英萨利成为常委。从此，留学生把持了党内的权力。

尽管如此，波尔布特等人的政治主张依旧不能得到党员的广泛支持。尽管波尔布特多次对党内的软弱政策提出批评，但应者寥寥，波尔布特不得不去越南和中国寻找支持。

1967年，柬埔寨三洛地区发生了农民暴动，西哈努克政权认为此次暴动与高棉人民革命党人有关，于是大力清洗、逮捕革命党人，乔森潘等人被迫逃入农村。西哈努克对左派人物的清洗，使得几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干将倒向了波尔布特等激进派，并在红色高棉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力量。波尔布特的激进主张，也因西哈努克政权的强力镇压而得到了党内的认同。
而，遗憾的是，在竞选中，西哈努克不仅显得不够“费厄泼赖”，而且也毫无战略眼光和意识。当时山玉成的自由派已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高棉革命党领导的“人民派”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以至于很多党员甚至不愿意向家人公开自己的身份，对西哈努克形成威胁的，只有老牌政党“民主派”。在这样的局面下，西哈努克本应联络其他党派——特别是左翼人士，孤立民主党，以求“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然而，此时，西哈努克专横、不成熟的一面暴露无遗：他不仅指使人民社会同盟下属的报纸大骂所有反对派，包括对其颇有好感的左翼人士，还给反对派起了绰号。山玉成的势力被称为“自由高棉”，左翼势力则得到了一个日后更为响亮的名字：“红色高棉”。

与此同时，西哈努克政府下的秘密警察也加紧活动，以逮捕、威胁、恐吓乃至绑架等手段打击反对党派。其中，打击的主要目标，居然是高棉人民革命党。多家高棉人民革命党的报纸被查封，编辑被投入监狱，农村革命党的领导也遭到了逮捕、殴打乃至暗杀。在郎诺政府公布的一系列西哈努克时代的文件中，曾有秘密警察下令暗杀杜斯木的档案。

在高压政策的帮助下，西哈努克及其“人民社会同盟”在1955年大选中获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和议会的全部席位，郎诺等人领导的众多小党派随即宣布归顺人民革命同盟。西哈努克在退位后当选柬埔寨首相，掌握了柬埔寨的大权。

西哈努克的亲华外交及其“建设佛陀与社会主义的柬埔寨”的主张，使得不少人认为西哈努克是一个左派人士。其实不然，西哈努克对于左翼人士的镇压是极为铁腕的。1956年，在大选获胜之后，西哈努克开放了部分民主派的报纸，对民主派的镇压也有所缓和，但对左翼人士的高压却始终没有改变。

此时，西哈努克的“民主之父”的光环，也在逐渐消退。1958年，柬埔寨再一次大选，这一次西哈努克亲自造访各个选区，在演讲中攻击民主派和其他反对党。有1955年的前车之鉴，民主派政党参选代表不得不一一退出大选。柬埔寨的多党选举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徒具空壳了。

　　西哈努克对左派人士的镇压，激化了其与左派人士的矛盾。老一代高棉革命党领导人对西哈努克大多保有好感，因此在党内备受攻击，波尔布特等人的激进主张，也在党内得到了推广。称西哈努克是红色高棉最终夺取政权的“催化剂”，应该是不算苛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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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得到了越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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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靠近越南边境地区的伊沙拉运动则显得极具“王者之风”。这部分游击队受到了越南的支持，而且与越共关系密切，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强悍的军事素质。

   柬埔寨的游击队得到越南的支持，这其中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越南、柬埔寨、老挝本都是法国殖民地，被成为“印支三国”。二战期间，三国中只有越南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名为越南共产党，后扩大吸收了来自柬埔寨、老挝的党员，更名为“印支共产党”，但党员主体仍为越南人。印支共产党中的高棉共产党员，成为了左翼伊沙拉运动的早期骨干。其中最著名的两位领导者分别叫做梅昂和索。两人于1945年在越南加入印支共产党，后分别更名为山玉明和杜斯木。前者后来成为高棉人民革命党主席，后者则是柬埔寨劳动党的第一位总书记。
　　山玉明的化名取自山玉成和胡志明，他本人也以柬埔寨的胡志明自居，这多少显示出当时左翼伊沙拉的政治信仰——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烈诉求。1950年4月17日，200余名各抵抗组织的代表集结于柬埔寨西南部，举行了“高棉抵抗力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山玉明将左翼伊沙拉运动组合成为伊沙拉联合阵线。并成立了一个“人民解放临时中央委员会”。两个月后，山玉明宣布柬埔寨独立。

　　随着印支半岛左翼伊沙拉运动的日渐成熟，柬埔寨和老挝成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日益迫切。1951年9月，高棉人民革命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山玉明任主席，杜斯木为副主席。该党拥有党员1000人，仍接受越南人的指导，党的章程是用越文写成，再翻译成高棉文，内容也抄袭了越南劳动党的党章。

　　1952年，伊沙拉联合阵线成立了“全国抗战政府，伊沙拉军队也改编成为了高棉民族解放军。

　　尽管柬埔寨拥有独立的党组织和独立的军队，但高棉人民革命党依然接受越南劳动党的领导，其核心成员，也均有很强的亲越情节。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老挝。后来越南的“印支联邦”的构想，实际上是当时柬埔寨、老挝共产党组织均为同意并支持的。在当时，建立统一的印支联邦，是印支三国共产党人的共同理想。

　　在和平谋求独立与解放的努力归于失败后，如火如荼的左翼伊沙拉运动，以其骄人的成果得到了柬埔寨民众的普遍支持，为日后柬埔寨劳动党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群众基础。这是凭借这一基础，波尔布特逐步走上了柬埔寨的政治舞台，并成为对柬埔寨历史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大人物。

    然而，直到1949年之前，波尔布特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他关注现实但参与并不多；他渴望改变国家的现状，但欣赏的却只是西式的民主政治；他和他的父辈们一样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但接受的却是纯粹的法国教育，对天主教有较深的了解——波尔布特在1973年前后曾多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他流利的法文和对天主教的深入了解曾经令法国记者惊讶不已——对西方特别是法国充满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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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三世纪开始，随着暹罗和越南的相继崛起，柬埔寨帝国不断遭到削弱和掠夺，至19世纪，已经沦为两国的保护国。19世纪末，法国在占有了越南之后，又于1884年侵入柬埔寨，确立了柬埔寨的宗主权。由于泰国在外交政策上的高度灵活，泰国在柬埔寨的一系列特权为法国所承认，从而形成了法国、泰国共同成为柬埔寨宗主国的局面。
民主党组成了议会后，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这当然引起了法国人的不满。在法国人的支持下，西哈努克施展各种手段打击西索瓦·尤德旺，宣称尤德旺试图取代自己的位置，成为柬埔寨国王，并以此为借口打压民主党。即使在尤德旺于1947年7月去世后，西哈努克依然没有改变对于民主党的态度。1948年，在法国的支持下，西哈努克解散了主要由民主党成员组成的议会，并为防止民主党选举获胜而无限期推迟大选。1949年，为反抗西哈努克解散议会，英萨利在所在地区领导了学生罢课。这是他第一次登上柬埔寨的政治舞台。

　　1950年1月，民主党前议会议长游格遭到了暗杀，尽管西哈努克坚决不承认与游格之死有关，但公众和舆论依然坚信西哈努克和法国人参与了暗杀游格。为了抗议法国人和西哈努克政府，游格的葬礼成为了柬埔寨民众的一场政治示威，参与送葬的民众达到了5万人。

　　制度化改革谋求独立与民主的道路失败了，武装反抗殖民统治的伊沙拉运动从此走上了柬埔寨的政治舞台。 　　“伊沙拉”（Issarak），高棉语意为“勇猛”。伊沙拉运动始于20世纪40年代，是印度支那半岛上各国寻求民族独立的武装运动的统称。

　　柬埔寨的伊沙拉运动起于马德望和暹粒省，本是为反对泰国殖民通知而开展的游击战运动。在二战之后，伊沙拉运动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伊沙拉运动得到了越南的支持，在游击队中成立了小规模的党组织，并得到了由越南提供的武装；右翼伊沙拉运动则得到了泰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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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9岁的西哈努克继承了柬埔寨王位，为了庆祝并纪念这一事件，西哈努克在磅湛省建立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初中学校。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来自柬埔寨的二十个省，每个省只有一个孩子入选。十三岁的波尔布特幸运地列选其中，进入了这所当时柬埔寨条件最好的初中。这显然与他同柬埔寨王室的密切关系有关。

西哈努克初中采用全封闭式的法国教育，老师在课余也只使用法语同学生交流。波尔布特在这里接受了完整的初中教育，并选修了小提琴课程。根据他的老师在九十年代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回忆，初中时代的波尔布特对小提琴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常常在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一个人躲在教室里练琴。除此之外他还对棒球和足球十分感兴趣。少年的波尔布特并不是个封闭的孩子，他热情、善良而富有同情心，喜欢独立思考，不善言辞。这些使得他在学校中交了许多朋友。

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是西哈努克中学的学生中有许多成为了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人，符宁、胡荣、乔森潘等都是这所学校的高材生。少年波尔布特身上的诸多优点使得他在学校拥有许多朋友，但当时和波尔布特关系最好的学生，则是后来篡夺柬埔寨权力的郎诺的弟弟郎农。红色高棉攻克金边后，郎农来不及随郎诺逃走，投降了红色高棉军队。少年时代的友谊并没有给这个家伙带来好运，他很快被枪决。

在完成了西哈努克初中的教育后，波尔布特进入了位于金边的埃科利技校，这也是一所法国人办的中等技术学校，在那里，波尔布特认识了一位来自于“西索瓦高级学校”的年轻学生，这个人后来成为了他一生重要的战友：英萨利。那一年是1947年，波尔布特19岁。当时他的名字叫沙洛特绍，波尔布特是他加入革命后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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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困而落后的柬埔寨，拥有法国留学的机会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幸运。使得波尔布特拥有这份幸运的并不是他父亲的富裕与母亲的贤惠，而是他拥有一个美丽的表姐，名字叫做密克。密克凭借秀美的容貌和姣好的身材被选入了柬埔寨的王家舞蹈团，成为了一名芭蕾舞演员，后来嫁给了西哈努克的外祖父，柬埔寨的莫尼旺国王。由于和柬埔寨王室的关系，波尔布特的大哥洛特颂和姐姐沙洛恩先后被选入了王宫，大哥成为了王室的小官员，姐姐沙洛恩则成为了莫尼旺的妃子，并在莫尼旺死后回到了金边，嫁给了一名警察。

1934年，波尔布特被父母送到了王宫，与表姐和大哥生活在了一起。在当时的柬埔寨，普通人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富裕的亲戚家里寄养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们无从知道这个出身农家的少年在王宫中是否曾受到歧视，但从1971年西哈努克视察红色高棉解放区——说明一下，红色高棉只是用来称呼“柬埔寨劳动党”的一个绰号，这个绰号的发明者便是西哈努克，实际上，在柬埔寨，普通百姓对柬埔寨劳动党的多是直接称呼“波尔布特”，许多西方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和记者都曾经反映过这样的细节：每当战争打响，处在非红色高棉控制区的百姓总是互相传言“波尔布特们要来了”——时受到的隆重款待来看，波尔布特对西哈努克本人并无成见或仇恨。多年之后，莫尼克在回忆那次解放区之行时，语气充满了愉快：

“那真是我们在解放区的白宫啊！我非常喜欢着座高棉风格的房子……说实在的，国内的弟兄们对我的照顾实在太周到了……我真想同亲王在那里主下去，直到全国解放。”

顺便说说西哈努克的子女，有网上的文章称西哈努克的子女除了拉那烈之外都被红色高棉杀死，这是谣言。西哈努克亲王先后共有八男六女，分别属于五位妻子。第一位妃子甘霍生了一女一男：姐姐帕花·黛维，是一个王家芭蕾舞演员；弟弟就是西哈努克的长子拉那烈。
第二位妃子蓬概莫尼共生育了四男三女：长子尤瓦那，在朗诺政变后，一直跟随西哈努克，红色高棉胜利后，他拒绝返回柬埔寨，一度流亡香港，后迁居美国;

次子拉威旺在朗诺政变后加入了红色高棉，两年后病死于游击队营地;

三子夏卡朋，曾任王家空军军官，朗诺上台后，被解职，随后逃往北京，红色高棉胜利后开始流亡生活，在法国掌起了大勺，后西哈努克回国后夏卡彭返回柬埔寨，屡屡掀起政治风潮；

长女苏里亚·伦赛，在西哈努克第一次流亡期间，同在东德留学的一名柬埔寨共产党工程师结了婚，1975年随西哈努克回国，在西哈努克辞职后不久失踪；

次女甘塔·帕花，4岁因白血病夭折；

幼子克马努拉加入了红色高棉，曾在新闻部长符宁的手下供职，1975年西哈努克回国后又回到父亲身边；

幼女波东·帕花曾被朗诺政权判罪，并监禁了几个月，获释后前往北京，1975年9月随父亲返回柬埔寨，但不久失踪。

第三位妃子莫尼盖姗只为西哈努克生有一子纳拉迪波，朗诺夺权后被判5年监禁，红色高棉解放金边后曾寻找纳拉迪波，没有下落。

第四位妃子是位老挝姑娘，为西哈努克生有两个女儿：苏佳塔和阿伦。这位老挝姑娘后来倒向了叛变的施里玛达一派，两个女儿也背叛了父亲。后苏佳塔被红色高棉逮捕，不久失踪，阿伦则随其夫逃往美国。

莫尼克同西哈努克有两个儿子：西哈莫尼和诺林达拉那。他们一直跟随在父母的身边。西哈莫尼现为柬埔寨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诺林达拉那则于1980年加入了红色高棉，成为柬埔寨劳动党党员。

众多子女中，除了苏佳塔可能为红色高棉杀死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受到红色高棉的伤害，有三个还投奔了红色高棉，两个成为了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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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这些人死于处决、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

红色高棉内部的韩桑林、洪森等人发动叛变，联合越南反对波尔布特，越南军队基本没有遇到抵抗，轻松占领金边。这一天，被称为"解放日"，他们至今还作为国家重要纪念日，仅次于"独立日"。这就是疯狂迷信的力量，最终导致这种疯狂的行径。而疯狂的行径，最终人心丧失。

可以想见的是，当波尔布特下决心用消灭肉体的方式来消灭城市阶级，这个国家实际上和现代文明之间，形成了断层。柬埔寨花了40年，还远未能弥补这个断层。文明一旦中断，要接续起来是很难的。缺少了一整个精英阶层的引领，这个国家很难从战争中恢复元气。

与大屠杀相关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逐渐受到审判。波尔布特倒行逆施，众叛亲离，1997年被手下逮捕，宣判无期徒刑，次年病死。农谢和乔森潘分别被控反人类罪、谋杀罪、政治迫害和攻击人性尊严等多项罪名，被判无期徒刑。S21监狱长康克被判35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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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周围绕起了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原先的教室里，用砖块和水泥砌起了一个个不足一平米的监房。所有的窗户，包括走廊，都用铁条覆盖并绕上电线以防止犯人逃脱或者跳楼自杀。改造完成后，柬埔寨人称这里为"土斯廉"，即"有毒的高地"。

集中营的犯人从柬埔寨全国各地送来，前期的犯人主要是朗诺政权时期的政府官员、军人以及学者、医生、教师、僧侣等，后期的犯人主要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士兵甚至一些高级官员，如外务部副部长沃维、信息部部长符宁等。罪名通常是叛国或通敌。

1975年至1979年间，估计总计有1.5万至2万人被囚禁在S21集中营（也有说总数超过20000人的）。最终存活下来的，仅有7人。其中有个画家，后来将所见所闻用油画进行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