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文)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调查工作进展缓慢，持续了数月之久。他们最终确定了日本细菌部队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名字。石井四郎一直声称，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防御性的，他从事的是水源净化工作，因为中国人，尤其中共方面的人，一直在污染日军的饮用水水源，而且他也相信苏联人打算对日本发动细菌战。
在面对美国调查人员时，石井四郎最初给人留下了一种很狡猾的印象。他利用了美国调查人员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他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和俄国的共产党人，说他们十分残忍、对人命毫不在意，这些描述其实正适合他自己。在他的细菌战行为无法掩饰时，他又开始为自己寻找借口，希望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合理化。石井四郎坚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共产党的反击，“他们”那样做，所以日本不得不做些事情防止自己在战场上处于弱势。
在最初的几次谈话里，日本人一直想掩盖真相。北野政次（Masaji Kitano）是石井四郎离开“731部队”期间该细菌部队的代理领导者，他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此外，另一个从事细菌战的“100部队”的领导者若松雄二郎（Wakamatsu Yujiro）也是如此，“100部队”主要从事动物疾病的研究（其实他们也用人体进行实验，以便研究家畜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这些接受询问的日本军官都说，所有记录都已被销毁，所有人员也都已被遣散。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美国的调查工作也许真地会无果而终。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都拿出了足以给日本人定罪的证据。苏联发表了对两名被俘的日本细菌部队人员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这份记录描述了日本细菌战研究机构是如何运转的，他们是如何培养病菌宿主的，两名日本俘虏承认自己做过人体实验，他们还描述了石井四郎是如何通过制造特殊炸弹解决生物武器载具的问题的。关于这些信息是如何传递的，目前仍无法确定。美国方面的档案显示，上述信息先是被送往驻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不久后其下辖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才获悉。不过，苏联人对事实给出了另一个版本。根据苏联方面的说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拒绝接受中国在“多摩部队”问题上提供的证据之后，苏联诉讼团队把川岛和唐泽提供的书面证据交给了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凯南（Joseph B. Keenan）。
如果苏联方面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很难理解为何约瑟夫·凯南和他的诉讼团队没有立即就日本的生物武器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无论哪种情况是真的，很显然上述信息很快就通过高级别情报管道送达了美国高层，而且美国很快就决定对所有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图，上面有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字样。来源：新华社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实验报告、炭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来源：新华社
在掌握了苏联提供的对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之后，麦克阿瑟手下的调查人员重新对石井四郎以及其他几个有名的细菌战参与者进行了询问，他们的否认态度很快就瓦解了。于是，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开始出现多封紧急密电。1947年2月10日，美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CINCFE）对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说，苏联人正在为获得审问石井四郎等人的许可施加压力。这位总司令说，他不认为苏联人能问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觉得如果对苏联人的审问过程加以分析，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线索。
华盛顿回复说，苏联提出提审石井四郎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日本是对中国使用的生物武器，而不是对苏联，整件事情跟苏联毫无关系。不过，如果能够采取某些预防措施的话，美国也许可以借给予苏联提审许可展现出一种“善意姿态”。需要做的是：首先，让最有能力的美国审讯专家对日本人进行重新审问，如果这一过程中美国能发现任何新的或重要的信息，那么就应要求日本人绝不能将这一信息透露给苏联；最后，一定要告诉日本人，绝不能向苏联人提起自己曾被美国调查人员审问一事。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美国生物武器专家从华盛顿前往日本对重新审问进行指导之后），美国的调查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1947年5月6日，从东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写道：东京这边日本人的表态内容能够证实苏联监狱里日本人的话是真实的……三个日本人都知道人体实验的事，他们对实验进行了描述，石井四郎也默认了这一事实；日本人曾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试验……报告显示试验项目的规模……1945年8月，他们的“731部队”销毁了400公斤（880磅）干燥处理过的炭疽病菌……石井四郎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上面还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也许是将军级别的人），石井四郎主持生物武器研究，那个领导是知晓的，而且是那个领导授权石井四郎这样做的。石井四郎说，如果美国方面能提供书面保证，让自己、自己的领导和下属免遭“战争罪”起诉，那么他愿意对整个项目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石井四郎说，关于如何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使用生物武器进行防御和进攻，他掌握大量重要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在远东地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实地使用最先进的生物武器之后获得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来源：新华社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及部分内容。
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三方博弈的紧张局面。苏联方面要求，要么在战争罪法庭上把细菌战正式确立为一个问题，让石井四郎等人坐到被告席上去；要么把那些日本人送往苏联受审。麦克阿瑟手下的工作人员一方面与苏联代表周旋、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要求石井四郎把一切都说出来。而石井四郎要求为自己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先获得豁免，他只是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非核心的东西，他很聪明地暗示，自己知道该如何在寒冷气候中使用生物武器（也许是在西伯利亚地区？）从那时开始，没有人再提起过中国国民党当局，中国人要求对石井四郎进行严惩的诉求也无人再关心。如果华盛顿认为整件事与苏联无关，那么显然它认为整件事也与中国无关，而是只与美国有关。
华盛顿对麦克阿瑟上面那封报告重要进展的电报进行了回复，这封回电采用了最高保密级别。华盛顿在密电中问石井四郎或其他日本细菌战相关人员是否已经被确定为战犯或已经被纳入即将被确定为战犯的范围。在东京方面，驻日盟军总司令法律事务部的阿尔瓦·卡朋特（Alva C. Carpenter）上校对华盛顿进行了回复，他在回复前与负责战犯起诉工作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进行了“协调”。鉴于东京的麦克阿瑟和华盛顿都对日本的细菌战行为有了掌握，卡朋特上校于1947年6月7日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读起来颇为有趣：
法律事务部关于石井四郎等人的报告和文件都是以匿名信为基础写成的，据说里面包含许多流言和口头证言。截至目前，法律事务部通过对大量与日本在华细菌战有关人员的审问，并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支持对他们提起战争罪指控。那些所谓的受害者的身份是无法确定的。服刑者、农民、女性和儿童都被日本人用来进行生物武器实验的说法是无法证实的。日本共产党声称，“石井细菌战部队”在奉天（即中国沈阳）用被俘美军人员做人体实验，而且还说与此同时日本人在东京和京都也在从事此类研究。石井四郎的部下无一人受到指控或被认为是犯下战争罪的嫌疑人，也不存在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的指控。
三周以后的6月27日，卡朋特上校再次向华盛顿发去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已有“强有力的详细证据”证明日本使用过生物武器。然后，他又写道：“从国际起诉科的上述观点的确可以得出日军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违反陆战规则的结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卡朋特上校解释说还需要更多证据，通过彻底调查让事情水落石出。他用律师的口吻最后写道，提起诉讼是困难的，这是国际法庭在提供证据方面的规则所导致的一个难题。
华盛顿很显然从卡朋特上校那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东西。“匿名信”、“据说”、“流言”、“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无法证实”、“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所有这些用词后来都出现在了给予石井四郎豁免待遇的正式文件中。
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本文展示更多文件和电报的内容，读者可能会在那些文件和电报中发现更多的细节。有证据显示，日本生物武器项目比当时美国调查人员想象的要庞大得多。美国太平洋战区医疗情报官员发现，日军在频繁使用一种非常先进的“净水设施”，其中包括很小的便携式实验装置。当时美军医生们不理解隔离服等日本装备的用途。40年代中国华中战场上爆发的不同寻常的疫病如今看起来已经不像当时那么难以理解了。
1947年7月1日，爱德华·怀特尔（Edward Wetter）和H.I.斯塔布菲尔德（H.I. Stubblefield）在为少数军方和国务院高级官员撰写的一篇备忘录中表现出了罕见的坦诚态度。
他们报告说，石井四郎等人非常配合，他们正在撰写大量报告，而且他们已经同意提供“8000多张经过生物武器实验后人类和动物尸体组织的照片”。他们指出，人体实验的效果要比动物实验好得多。他们指出，据判断苏联仅仅掌握“一小部分技术方面的信息”，由于“那些日本人受到战争罪行指控会导致数据被所有国家获取，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还强调，日本人所掌握的实验数据“对美国自己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日本实验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价值极大，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战争罪行诉讼本身”。
1947年7月15日，“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的塞西尔·胡伯特（Cecil F. Hubbert）对爱德华·怀特尔和H.I.斯塔布菲尔德的备忘录进行了回复，他同意二人的观点，但也提出警告，那样做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在德国的‘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把石井四郎等人所做的那种人体实验判定为战争罪”。他接着指出，美国“目前正在德国纽伦堡对一些德国一流科学家和医生提起诉讼，因为他们曾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对实验对象造成了很多痛苦，并导致了实验对象的死亡”。胡伯特还警告称，如果苏联方面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交叉审查的话，整件事可能会被暴露，届时局面将无法收拾：要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苏联人在奉天地区进行独立调查可能会发现美国战俘曾被用来充当以生物武器研究为目的的人体实验对象，而且那些美国实验对象已经因此死亡……
虽然存在上述风险，不过胡伯特还是同意怀特尔和斯塔布菲尔德的观点，他主张采取保密措施并给予那些日本细菌战参与者战争罪行的豁免权。他写道：“目前手中的数据……并不足以证明石井四郎等人犯下了战争罪”。
美国安排了大量医疗人员对日本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评估。华盛顿派往日本进行实地评估的第一批专家之一就是诺伯特·费尔（Norbert H. Fell），他于1947年4月初启程前往日本。6月底，诺伯特·费尔医生回到华盛顿。来自东京方面的说法是，应该向费尔医生开放所有的相关电报记录，因为“他是掌握最新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专家”。
埃德温·希尔（Edwin V. Hill）医生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位医学博士、基础科学带头人，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石井四郎等人保留的一部分技术数据。他写道，此行赴日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多资料，以便对日本人已经提供的材料进行证实，“我们对他们从中国转移到日本的那些病理资料进行了检查，并获取了对理解病理数据有价值的记录等说明性材料”。
埃德温·希尔等人与19名日本生物武器专家进行了谈话，证实了许多以人类和动物为实验对象的独立实验结果，此外还涉及一些与植物疾病有关的工作。他们还对石井四郎的净化流程以及通过飞机喷洒病菌气溶胶的系统进行了调查。石井四郎等人向美国专家们描述了炭疽杆菌、肉毒杆菌、布鲁氏菌的人体实验细节，包括被感染的人数和最终死亡的人数。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的结尾指出，日本人所提供的材料是极为珍贵的，是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他甚至代表石井四郎等人求情：此次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极大地弥补和扩充了我们此前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日本科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数据需要我们自己耗费无数美元和多年时间才能取得。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体对病菌易感性方面的数据。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是无法取得那些数据的，因为这需要进行人体实验，而进行人体实验会在良心上对我们造成不安。获取那些数据仅需25万美元，与其研究成本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所获得的病理数据是那些实验的价值所在，我们希望对自愿提供这些数据的人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我们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数据落入他国之手。
1947年10月，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调查日本细菌战的希尔博士在调查报告中，对花25万日元的记载。来源：新华社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中提出“应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的那些日本生物武器研究人员不仅让人体实验对象感染上病菌以研究死亡的比例，而且有时候为了获得更详细的科学数据，他们还有意杀害实验对象。在一群人体实验对象被感染之后，随着感染情况的发展，日本人会在感染的不同阶段挑选出一些直接杀死然后进行解剖，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不同感染阶段的情况进行研究。
很显然，我们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专家们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日本人提供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相关研究项目的进展，美国专家们只是说那些数据是“无价的”。据说美国后来使用的生物武器与此前日本人研发的生物武器至少是非常相似的。让羽毛沾染病菌是石井四郎的发明，而此后羽毛炸弹就成了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标准配备。已故的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医生指出，“如果要了解生物武器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效果，我们就必须从人体上直接获得数据”。他还进一步指出，那些偶然被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对研究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现有的档案中，我们无从得知是否有人知道那些被当作人体实验对象的中国人、俄国人、“混血人种”以及美国人的名字，他们的生命因大剂量的病菌感染、长时间的X光照射或活体解剖而过早地结束了。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石井四郎以及许多其他“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都完整地活过了自己的一生，只是在老年时期患了一些自然产生的疾病。其中有一些，比如一位叫北野的将军甚至在写作本文时仍然非常健康，他目前正在日本的家里安享自己的退休生活。
1969年11月2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放弃使用生物武器，他说：生物武器可以产生大规模的、无法预测的、潜在的、无法控制的恶劣影响。它能够造成疫病流行，且危及未来世代的人类健康。因此，我决定美国放弃使用致命的生物武器以及其他所有生物战手段。
几个小时之后，华盛顿的官员们就开始对总统声明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就在当天，时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就对参议员小查尔斯·马迪亚斯（Charles Mathias, Jr.）说：“这不会对国防部的基础研究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一年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军方想要继续进行的一些国防研究项目涉及“研发和制造致命的生物制剂以及反制这种制剂的手段。‘这听起来与我们曾做的那些事情已经非常相似了’，一位官员私下说道……”。
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迹象显示五角大楼对生物武器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萨缪尔·古尔德哈勃（Samuel Goldhaber）指出，美国打算保留一定规模的“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虽然白宫已经声明此类项目将完全公开透明，但军方随后却说该项目属于军事机密。为完成该项目，需要把240名平民和190名军方人员从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陆军位于犹他州的达格威试验场（Dugway Proving Grounds），在那里可以对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活动进行集中保密管理。
美国陆军最初宣布，德特里克堡要么被关闭，要么被改建为普通医疗研究机构。虽然人们提出许多建议，如改建为癌症研究中心，但美国陆军方面显然找不到愿意承担维持该机构运转庞大资金的机构。
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是因为美国陆军方面改变了想法，他们决定继续在德特里克堡维持一个小规模的“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机构，并把其他设施租给政府部门。美国农业部已同意在德特里克堡设立一个专门研究植物疾病的部门。不过当时有人指出，美国农业部并未设立什么“新”的部门，他们只是接手了原来美国陆军早已在进行中的植物病原体研究项目。
1972年8月初，苏联卫生部长鲍里斯·彼得罗夫斯基（Boris V. Petrovsky）访问德特里克堡，并被允许参观原来被用于进行最机密的生物武器研究工作的区域。工作人员对随行记者说“入口处的警卫如今已经撤掉了”。1977年11月，我本人亲自造访了德特里克堡，发现警卫仍在。
在阅读了两天与该机构早期历史有关的解密档案之后，工作人员要求我与该机构一位负责人见面，那位负责人很详细地询问了我为何会对生物武器感兴趣。对德特里克堡的参观的确是允许的，不过他们对我本人以及两位同行研究者开放范围进行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在一间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了使用该设施的机构名单，大多数都是军事医疗研究单位，其中一些隶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这家研究机构是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后该设施的官方管理机构。当时，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领导官员是丹·克罗齐耶（Dan Crozier）。
1978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由于坚持保留一种天花病毒培养体而卷入了一场争端。由于预计天花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根除，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仍保留天花病毒的实验室都应彻底销毁该病毒或把该病毒转移至联合国指定的四个地点进行保存：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位于莫斯科的天花病毒预防实验室、位于伦敦的圣玛丽医院以及位于东京的日本国家医学研究所。
美国军方的医学研究人员表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希望能继续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的理由十分充分。由于疫苗非常有效，如今很难再使用天花病毒制造生物武器。不过，一旦天花根除，疫苗将不复存在，未来人类将对这种病毒失去免疫力。到那时，天花病毒将有可能重新成为生物武器的制造原料，恐怖分子或外国势力将可能用它对美国进行攻击。
因此，美国陆军方面因诊断需要不得不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据一位军方知情人士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不愿意依赖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因为把病毒培养体送到那里保存后，随着时间流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许会无意间损毁那些培养体。陆军方面其实是过虑了，因为天花病毒培养体对于血清学检测或疫苗生产来说都不是必须的。
除了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还有一家机构拒绝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那就是位于马里兰州罗克韦尔的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ATCC）。该机构称，希望自己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而且仅出于存档目的，以防样本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丢失。
奇怪的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和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都认为，在其他国家自愿放弃天花病毒样本的时候，美国却需要三份天花病毒样本。我们有一天会看到，也许在美国某处还秘密保存着一份天花病毒样本。
如今已曝光的资料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多年来一直保存着有毒物质、细菌和病毒，不过大多都是少量的处于即时可用的状态。70年代初，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之后，中央情报局为自己所有的“可供支持行动”的库存编制了目录。可是在1975年8月23日的一篇备忘录中，我们看到在接到销毁令6年之后那些库存仍然存在，就在中央情报局设于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小组那里。
在天花病毒样品的问题上，很显然情况是不正常的。军方人士认为，天花病毒目前不是生物武器的原料，但未来也许会成为生物武器的原料。他们错误地主张，为了避免美国未来受到该病毒的攻击，美国有必要保留天花病毒的培养体。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似乎已经把天花病毒视为生物武器的一个选项，而且显然正因为他们认为天花病毒具有这一价值，他们才非法地保存该病毒达6年之久。值得指出的是，在德特里克堡扮演攻击性武器研究机构的角色终结之后，中央情报局在1975年仍然在德特里克堡存储天花病毒以及其他可用于攻击目的的生物样本。如果中央情报局关于天花病毒知道一些我们普通人（包括非军方医疗人员）都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上述奇怪情况也就不奇怪了。存在如下可能性，即我们的生物武器专家们已经发现了或制造出了天花病毒的一种变体；他们认为，即便当今人类已经对天花病毒存在广泛的免疫力，但这种天花病毒变体仍然具备成为生物武器制造原料的潜在价值。
在德特里克堡表面看起来即将关闭时，其非军方工作人员开始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名记者对进入新的民间机构或联邦政府机构的昔日生物武器研究人员进行了追踪，这名记者问他们在做什么。一些人在接到他的电话时非常不悦，拒绝回答。其中一个人竟然发起火来，声称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即便自己桌子上的铅笔是什么颜色也不会告诉他，甚至桌子上有没有铅笔也不会让他知道。从那些人的表现来看，这名记者猜测，他们仍然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工作。
对于反对生物武器的人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于，生物武器研究是很容易打着普通医学研究活动的幌子获得合法身份的。石井四郎用“净水部队”和“疫苗生产机构”来遮掩自己的行动。即便生物武器攻击已经完成，有时也会被认为是瘟疫的自然爆发而被忽略过去（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了）。一些人否认日本的细菌战暴行，为其进行遮掩已经50年了。30多年来，美国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一直掩盖日本发动细菌战的证据而且还掩盖自己也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事实。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知晓美国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全部真相呢？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美国学术期刊《批判性亚洲研究》1980年第四期，此文2019年7月5日由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发表于互联网】
作者简介
约翰·威廉·鲍威尔，美国进步人士，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之子。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从20世纪20年代起长期担任上海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和发行人。主张“中国为独立之国家，而不为西欧或东瀛之附属品”，“中国关税自主，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裁判权”等，1923年将《密勒氏评论报》的英文名字改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28年斯诺由美国初到中国，被鲍威尔聘为《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继而又聘斯诺为代理主编。1935年鲍威尔访问苏联，次年经日本到菲律宾，西安事变后返回中国。1936年11月14日，他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发表斯诺在延安与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及毛泽东的照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被日军逮捕，关押在“大桥监狱”，《密勒氏评论报》也被查封。在拘禁期间，备受折磨，双腿致残。1942年6月，美日两国交换被俘外交官与新闻记者时获释返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支持其子约翰·威廉·鲍威尔复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47年在华盛顿逝世。著有《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约翰·威廉·鲍威尔继承了其父亲的事业，接办了《密勒氏评论报》。朝鲜战争时期，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报道，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鲍威尔回国后，被美国官方迫害，1956年被美国政府以叛国罪和煽动暴乱罪起诉，这一起诉直到肯尼迪政府时期，才被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终止。
来源：观察者网（作者：约翰·威廉·鲍威尔，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美国进步记者，曾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
编辑：张爽
审核：岳靓
终审：何屹 |
发表于 2022-10-11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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