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投4万亿刺激经济 哪些行业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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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产业、新医药、生物育种、节能环保、电动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我国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继四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的新一轮刺激经济的方案。

一如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在“产业立国”的新历史阶段，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也面临新的选择，且从已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从一个经济大国到一个经济强国，中国必须要给出新的产业方向定位，并做出切实有效的落实和实施。

2009 年9月22日至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三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约请47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大学和科研院所教授、专家，企业和行业协会负责人，就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七个产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在随后公布的会议公告中，该七大产业被表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后，在11月23日召开的首都科技界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其中再次对上述七大产业做出更为具体的解释，同时对海洋、空间和地球深部资源的利用问题也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

这些领域共同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科技攻关路线图。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这将成为我国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继四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的新一轮刺激经济的方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座谈会上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

当然，中国是如此的特殊，这样一轮主要以创新性为目标的产业规划，如何给这个区域发展本来就失衡的国家带来均衡发展的机遇，如何保证每年都在增加的就业需求，将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此外，这些产业的健康高效发展，需要同时具备“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等。

所以，这样一个被中国新兴产业崛起和经济发展转型给予更多寄望的战略选择势必会道阻且长。不过，与危机之下的被动改革不同，在看到新的机遇并主动推进改革的思路情境之下，相应的制度变革的空间有理由被期待。

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什么样的产业才能入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此，温总理有明确而科学的答案：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

考虑到包括海外资本在内的众多社会资本对这些新兴产业的投资热情，伴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一个个新的财富故事也将诞生。如此诱人，也如此丰富多彩，而国家能否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将这些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与产业规划进行良好的对接，从而使得这些资金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值得关注。

不过，考虑到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所提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全国新一轮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也必将展开。

中国作出如此战略性选择，具有国内发展转型和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双重背景。

在国务院的决策背景表述中称，当今世界，一些主要国家为应对这场危机，都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科技创新投资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投资。这预示着全球科技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重大发现和发明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兴产业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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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的消息显示，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正在制订“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规划”方案。在具体的新兴战略行业中，由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牵头的《节能与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正在征集各部委意见中，涉及部委包括环保部、工信部、建设部以及水利部等。

而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显示，此前酝酿已久的新能源振兴规划或将经过调整纳入到新的战略性产业规划一并出台。

9月27日，武汉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原则性通过了15个新兴产业的《实施方案》。这是地方层面出台的首个系统性新兴战略性产业规划方案。

由此，一场围绕新的战略性产业发展规划的政策资金支持的竞争，将在各地展开。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能源

新能源发展将突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核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沼气发电，以及地热利用、煤的洁净利用等。《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正在制定中。

新材料

新材料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至关重要。目前，“中国制造”总体水平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所以，中国提出下一步要加快微电子和光电子材料和器件、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纳米技术和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攻关。

信息产业

全球互联网正在向下一代升级，传感网和物联网方兴未艾。其中，美国提出的“智慧地球”，简单说来就是物联网与互联网的结合。我国已启动传感网方面的研究。信息网络产业将是推动产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

新医药

把生命科学前沿、高新技术手段与传统医学优势结合起来，研发适应多发性疾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治要求的创新药物，突破应用面广、需求量大的基本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以创新药物研发和先进医疗设备制造为龙头的医药研发产业链。

生物育种

21世纪是生命科学大发展的世纪，生物科技发展将显著提高农业和人口健康水平。中国要自己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根本要靠科技。但转基因技术在粮食和食品领域的推广一直受到舆论抵制。

节能环保

目前全球的节能环保技术主要掌握在日美等发达国家手中，如何实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让，已经成为全球气候谈判博弈的焦点和新的国家间贸易谈判的焦点。

电动汽车

经过近10年的自主研发和示范运行，我国在电动汽车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当前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技术经济、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三个方面的充分论证，尽快确定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技术路线和市场推进措施，推动新能源汽车工业的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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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在新兴产业的名单确定中，国务院提出了三个标准：要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否则就会受制于人；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特征；要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结合。

“选择新兴战略性产业，要兼顾一、二、三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规划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在最有基础、最优条件的领域率先突破。”温家宝说。

而除此以外，一些新的科技发展也正在面临包括伦理在内的争论。比如，生物育种产业中牵涉到转基因技术，尽管并没有任何机构的权威报告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的健康的危害，但直到目前，依然存在大量的反对转基因食品大面积推广的声音和言论。

“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人的情感方面。其它任何一个产业的新技术拥有超过10年的良好应用记录，公众就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发展方向。只是公众对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更为谨慎和敏感，对于食物和粮食，生物技术总是引起人们的警惕。”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繁殖与遗传学系兼职教授弗兰克告诉记者。

但这种来自人的情感以及对食物的安全性所表现出的远超出其他事物的谨慎态度，客观上是一种很难打破的“偏见”，这也将深刻地影响到转基因技术的推广。

还有就是被寄予厚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美国基本上确定了氢燃料和乙醇汽油技术路线，欧洲则选择柴油汽车和氢内燃机技术，日本是发展混合动力，中国目前在技术上有一定优势的技术方向就是电动汽车。

但是，在汽车业著名专家贾新光看来，这一技术的市场化受到快速充电系统和充电站的建设规模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内很难有突破。所以，中国要把握新能源汽车的机遇就需要首先确定适合于中国的技术路线，但留给中国的技术空间并不是很大。

温家宝说，当前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技术经济、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三个方面的充分论证，尽快确定技术路线和市场推进措施，推动新能源汽车工业的跨越发展。

尽管在有些行业的发展中充满了争论，但是，在这些新兴产业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的财富效应早已让投资机构几近狂热。

今年6月份，在天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企业融资洽谈会上，记者在现场看到，几乎所有的基金和投资机构都将新能源和新材料列为自己的重点投资行业。

而来自主办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本次会议的包括了管理着12921亿美元资产的605家基金和投资机构，拥有15532亿人民币资产的1786家融资企业。

与这些投资机构的乐观情绪相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对记者称，目前这些新兴战略性产业尚处于需要大量投入的阶段，所以，对很多民间资本甚至风险投资来讲未必就是较好的进入时期。

而考虑到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继四万亿投资和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的又一刺激经济的重要举措，所以，国家在此规划中将投入多少资金亦引起持续的关注。但是，记者采访的多位相关人士都表示目前并没有获悉在新的产业发展规划之下，将投入多少资金进行扶持。

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所蕴含长期政策性支持空间将被持续放大，七大产业中的具体规划已经开始相继启动，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快速启动当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规划，以对接国家可能出台的相关产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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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议和看法都清楚地说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科技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密不可分。而这些看法也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深切认同。

此外，在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见到温家宝总理的时候，提出了后来被广泛传播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对于这一警世之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将问题指向了高校的严重“衙门化”，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立法，禁止高校人事体制上的“双肩挑”现象，“愿意做行政的可走仕途，不要再占用学术资源”。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德忠则对许多科研工作者挂着各种行政头衔这种“科技包工头”现象进行了抨击。此外，中科院院士张伟平则认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

当然，这些教育领域的问题和体制性困局早已有之，也早就被广泛讨论和质疑，但是，直到目前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足以说明这方面的变革将会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种变革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到来吗？

此外，科技投入体制、财税体制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也都将面临深刻变革。上述每项变革都将牵涉到更深刻、更广泛的变革，这也决定了伴随本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中国或将迎来一个真正深刻变革的机遇期。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为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改委将推动建立健全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完善市场的准入标准，银行信贷也应向其倾斜，鼓励中小企业发集合债，同时，大力开发新兴产业开放化的全球合作。

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强调，“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着眼于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着眼于引发技术和产业变革”，为此，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这四项储备决定未来”。

中国是如此的特殊和复杂。

单从地域角度来看，当最东方的黑瞎子岛的居民已经迎来早晨第一缕阳光的时候，在最西方帕米尔高原的人们依然沉浸在睡梦当中，当北国已经迎来冰天雪地的童话般世界的时候，在海南，游客却可以沉浸在温暖的海风和柔软的沙滩所带来的风情中。

不仅如此，当一个80后青年早晨开着车去一座位于深圳市中心的写字楼上班的时候，其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农村老家，可能依然正安享于田园般的静谧之中，而在更西部的山区，那里的孩子也许还在为一条可以穿着去学校上课的裤子而发愁。

所以，在中国的任何一次变革，都势必面临比世界上其它国家更加复杂的决策环境和决策效果的考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同样如此。

“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要让劳动力能够获得充分的利用，如果经济结构偏向资源密集型、土地密集型，都是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相背离的。现在经济学界提出的要更多地用资本、技术来替代劳动力，我觉得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就是绿色经济，尤其是中国，这是头号标志，但现在大家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而与这种就业压力同样存在的是，中国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和规划则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积累，而对于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讲，会否面临再次落后的现实？

温家宝称，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既要对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更要引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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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放入更为开阔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似乎已经等待了中国60多年。

11月23日的首都科技界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对中国在近200年以来与全球的工业化革命和科技发展擦肩而过的历史表达了遗憾。温家宝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中国屡次错失科技革命的机遇，逐步从世界经济科技强国的地位上沦落了”。

温总理特别指出，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曾经有过四次科技机遇，但四次均错失。

第一次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所谓“康乾盛世”。当时的清王朝沉湎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满，对外，将国外的科技发明称之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对内，满足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麻木无睹，错失良机。

第二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的清朝，洋务派发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但因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对近代科学技术认识的肤浅终告失败，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科技革命的机遇。

第三次是20世纪上半叶，由于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使中国失去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机遇。

第四次是“文革”时期，新中国建立的宝贵科学技术基础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又失去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使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已经有所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

温总理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

他指出，回望近一百年来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核心的物理学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科学、板块构造理论、计算机科学，这六大科学理论的突破，共同确立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基本结构。而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基本表现为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没有能够出现与这六大革命性的科学突破相提并论的理论成就或重大发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沉寂”至今已经有六十余年了，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而与世界科学60年沉寂期相重合的是，中国新近60年的历史，基本上延续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工业路径，经过改革开放30年，其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三，在新一轮的科技和新型产业的竞争中，也并非没有机会。

不过，既有的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表明，这些以创新为主要特点的新型战略产业的推进，势必会对国家的科技体制变革、教育体制变革、财税体制变革、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变革提出更多要求。

而这些体制机制性变革无一不是呼吁多年的变革议题。

10 月31日，星期六，北京下起了小雪。8点零6分，我国科技界的元老钱学森去世。9分钟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到了消息，随后赶往301医院，凭吊这位一生坎坷且颇富传奇色彩的科学家。温家宝给钱学森深深鞠了三躬，来表达敬意和哀思，而在当晚细雨靡靡的夜里，他依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温家宝后来称，在自己出任总理以后，钱学森每次见到自己，所谈的重点就再也不是之前的科技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钱学森认为，“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