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统领全篇的起首语。确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是在“分”与“合”这对矛盾的斗争、统一中前进的，中华民族因此不断遭受磨难和危机，也不断获得新生和发展。
那么，这种“分”与“合”有没有什么规律呢？换句话说，多长时间要“分”，多长时间再“合”呢？一般说来，历史的发展具有某种偶然性，要找出其在时间上的周期性是困难的。但中国历史恰恰相反，周期性非常精确地出现在几千年的和平与动乱中。 这种周期性是李四光发现的，他在1931年发表的《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一文中，对中国的战争与冲突提出了他的调查数据，揭示出中国的和平与动乱的循环有一种很精确的周期性。他说，这种周期性远远超出了可能性所允许的界限……也许可以说太精确了，如果用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去判断，则决然预测不到的。
以幽默著称的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对李四光的研究很感兴趣，他在他的名著《吾国吾民》中转述了李四光的发现，他说： “惊人的事实是，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每八百年为一单位的周期。每个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军事上却很强大的王朝开始。它使中国在几百年的内部纷争之后重新团结起来。其后，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间有一次改朝换代，接着是一系列的战乱。结果首都即从北方迁往南方。然后，北方与南方脱离，南北形成对峙局面，敌对情绪强烈。这时，外来民族入侵，整个周期便告结束。历史于是又开始循环。中国又一次统一在中国人手中，文化又开始繁荣起来。
“每一周期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时间上与关联上的相同性，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机械般的准确性。李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曾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建筑工程来说明这种准确性。这些工程都发生在每一周期的某一准确的阶段，呈现出一种命中注定的规律性。具体说来，它们都开始于每次文化繁荣之初：第一周期，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建造豪华的宫殿，如阿房宫，后者不久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整整三个月；第二周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修建了不少宫殿，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第三周期，重建长城，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新开了几条运河，修了大坝，明朝的永乐皇帝修建了北京城（永乐皇帝也因为《永乐大典》而闻名）。 “这些周期包括；一、从秦朝至六朝和鞑靼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8年），其间约830年；二、从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8—1367年），其间约780年； 三、现代周期，从明朝至今，周期还未结束。但是迄今为止已表明在过去600年间，已经发生了许多与过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以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为界，明清两朝五百年的和平，现在似乎已经结束。太平天国运动标志着本周期已经第一次大的内战浪潮。我们现在正处在动乱与内部分争的顶峰。首都也已遵照传统于1927年从北京迁至南京。”
林语堂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间是1934年。这个时间，日本已经侵战了东北，其侵占全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但还没有大的进一步行动；蒋介石正在对中国工农红军实行第五次大围剿，这次围剿迫使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一个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危机的时代。 然而，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按照过去周期的时间表推进。外来民族的全面入侵很快到来，但经过八年抗战，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八年时间虽不算短，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与六朝时期、南宋时期汉族与外来民族长期对抗相比，八年更显得短暂。南北对峙也只在1949年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而不象第一周期的南北朝、第二周期的南宋时期，南北对峙都持续了一百多年。当然，最后结果依惯例仍然是以北方的胜利、南方的失败而告终。
可以说，历史象放快镜头一样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过了以往周期中需200年走完的路程，很快，中华民族开始了持续的和平发展，似乎一个新的周期开始了。这个周期之初的几十年也遵照传统修建了巨大的建筑工程，如人民大会堂、长江大桥、葛洲坝等等。1978年的三中全会标志着周期之初的动乱结束，真正的和平时期已经到来。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被迫加快步伐的。在1840年以前，由于地理原因，中国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她的东面和南面是广阔无垠的大海，西边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大沙漠，北边是寒冷的、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中华民族的历史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规律。然而，历史进入近代，西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飞速发展，地理障碍被轻易突破，中华民族被迫卷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在这激烈的洪流之中，那种悠然的、史大夫似的、八百年一个周期的步伐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沧桑、“年轻而又古老”的民族，她总是能克服各种危机，获得新生和发展。显然，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中华民族将再一次恢复自信，以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发展与气候变迁的“巧合” 我国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仔细研究了我国最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著有长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我们把气候变迁和历史发展周期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巧合”：和平时期都以温暖气候为主，而动乱岁月常常是寒冷的。最寒冷的时代也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对抗最激烈的时代，而且常常以汉族的失败而告终。 上面这个图显示的是第一个周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起，到公元588年北方鞑靼入侵止。 秦朝建立仅15年就被推翻，刘邦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从这时起一直到公元25年西汉结束，二百多年里，中国总的来说是和平发展的，而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中记载“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现在的山东是种不了桑麻的，要到湖北、江苏才能种；陕西的渭河平原更不能种竹子，往南的湖北、四川才有。在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时代），黄河决口，人们砍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容器以盛石子，来堵塞黄河的决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口一带的竹子是很繁茂的，现在早看不到了。这些都说明当时气候比现在要温暖。 东汉最初几年战争频繁，气候也有趋于寒冷的倾向。有几次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了不少穷苦人民。但时间不长，随着局势逐渐好转，气候又转暖了，在河南南部种的柑橘获得了丰收。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南北朝，是这个周期的后400年，也是战争频繁的400年，这段时间产生了一批后来十分著名的军事家，如曹操、诸葛亮、周俞等，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战例，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这段时间的气候也日趋寒冷。东汉末年，曹操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不结果。三国时代，曹操的儿子曹丕到淮河广陵（现在的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淮河突然冻结，演习不得不中止。那时候的气候已经比现在还要寒冷。 这种寒冷的气候不仅一直持续下去，还逐渐加剧了。到公元366年东晋时期，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冰冻，冰上可以往来车马和三、四千人的军队。南北朝（420—589年）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在长江以北建立了政权，原先生活在长江以北的汉族大户人家携带着他们的名贵书画、细软逃到了江南。江南的汉族政权以现在的南京为首都。他们以前在北方生活时，常在冬天利用巨大的冰块建立冰房，以储存食物。到了南京，他们照样能建立起庞大的冰房，而现在的南京是找不到大块冰的。这说明当时的南京比现在要冷得多，根据竺可桢的研究，东晋到南北朝是这个周期最冷的时期，同时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最活跃、南侵最远的时期。 南京这个地区，从南北朝开始多次成为北方汉族人的逃难地，也多次成为亡国之都。三国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时期的南唐，明朝的建文、弘光，这些朝代灭亡的悲剧宛如走马灯一般在南京上演，真正是“南朝自古伤心地”。所以南京周围的文人们所写的作品都是伤感、怀旧、哀怨缠绵，凄艳阴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就是根据南京作家苏童的作品改编的。读苏童、叶兆言、鲁羊等江苏作家的作品，常能感受到这种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和强化几乎都是在气候变冷的时期。 第二个周期从公元581年隋朝结束南北纷争、统一中国开始。与第一周期的秦朝一样，隋朝曾大兴土木，并很快灭亡，被更为强大的唐朝代替。从这时起到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之前，中国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影响十分深远，以致于现在的海外华人还自称“唐人”。这时期的气候也是近2000年来最暖和的。公元650，669和678年国都长安无雪、无冰。西安南郊梅花盛开。柑橘也种植于长安，公元751年秋天，宫内有几株柑橘结了150多颗，味道与江南进贡的一样。皇帝一时高兴，还叫太监把宫内所产柑橘赐于大臣。现在的西安，梅树和柑橘都是无法生长的，因为气温达不到它们的生长要求。可见唐朝的气候十分温暖。 唐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又是一个动乱岁月。这个时期没有留下什么物候材料可作依据，无法判断气候情况。但根据“动乱岁月必然天冷”的一般规律，这时候可能发生了降温。 到北宋，气温比唐朝明显降低，华北已不知有梅树，王安石嘲笑北方人把梅树误认为杏树，他的咏红梅诗中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但这时期的气温还不算很低，与现代差不多，北宋总的来说，也算以和平为主，人们基本安居乐业。 到十二世纪初期，气候急剧转冷。这时，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代替了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以现在的北京为首都。宋朝迁都杭州，史称南宋。这是第二周期气候最冷的时期，面积广阔的太湖不仅全部结冰，且冰的坚实足可以通车。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广东、广西、福建的荔枝也遭受很大伤害。元朝初年，气温有所回暖，但后来又开始变冷。元朝曾有几十年的和平，这几十年气候比现在要暖和些，曾经有段时间，西安设有专管竹园的“竹监司”，后来又取消了。 第三个周期从公元1368年明朝的建立开始。与上两个周期相同的是，明朝曾大兴土木；不同的是，明朝没有在短期内灭亡。明朝的二百多年是基本和平的，气候则经历了冷暖交替。温暖期为1550—1600年，寒冷期为1470—1520。明清两朝的五百多年，总的气候是寒冷的，明朝的气候在这阶段相对来讲算是比较暖和的。最冷的是明末清初，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和淮河、汉江时常结冰，广东、广西下雪。北京周围的运河要封冻105天，而现在只封冻56天。这个时期正处于太阳活动最弱期，太阳上几乎没有黑子出现，全世界气候都寒冷异常，有人把它叫做“十七世纪小冰期”，因为地震、慧星、陨石雨频繁出现，我国又叫它“明清宇宙期”。这是两千年来我国最冷的时候。这个时期，来自东北的满族人经过与明末小朝廷短期对抗后占领了整个中原，并很快把势力推向了长江以南，掌握了中国政权。 后来气温有所回升，1770—1830年，正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气候显得比较温暖，不久又恶化了。时光进入二十世纪，气候又开始变暖，但其温暖程度从来没有达到汉朝和隋唐的水平。 人口、文化和气候 为什么中国历史呈现出如此精确的周期性呢？这恐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历史学家从许多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林语堂从艺术文化方面给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解说，他在《吾国吾民》中说： “在南北分裂对峙期间，诗歌、文学中呈现了一种道德品行的堕落……。第一周期的北方入侵时期，即六朝时期，从东晋至隋统一中国，这时，北部中国被未开化的部落所征服和占领；第二周期的北方人入侵入侵时间，从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这两个时期都是相应的生活上变得娇气，文学风格上变得颓废的时期。上述第一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主张工巧、绮靡、浮艳的四六骈体；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优柔感伤的词曲。人们看到的不是词句的贫乏，而是词句的繁缛、精细与工巧。再没有任何泥土气息，而是颓废、细腻的宫廷脂粉气，人们对字的声韵，像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一样，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在文学艺术批评与贵族生活习惯上也变得更为讲究，更为文雅。 正是这些时期，绘画和书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贵族家庭兴起，并将其艺术传统一代代地传下去。在六朝，中国文学批评第一次蓬勃发展起来。王羲之，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书法家，出生于一个大贵族家庭，就生活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软弱与耻辱不知什么原因与文艺上的精雕细刻相吻合：南部中国在这时期是由那些连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稳却能写很精美的诗歌的人所统治着。这些既是黄帝又是诗人的统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后主和陈后主。它们都是极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却又是温柔的爱情诗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个有名的画家。” 林语堂不过指出了一种现象，即颓废、细腻的文学风格总是出现在南北对峙期间。可为什么会有这种巧合，并没有明确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入侵时期，那些原来居住在长安、洛阳一带并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们被迫南迁。到了江南，由于总总原因，比如他们自己长期生活在骄奢的环境中，缺乏勇猛向前的精神；统治者颓废、无能，甘心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失地等，他们不可能金戈铁马，挥师北上，“气吞万里如虎”。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苦闷之后，他们中的大多都返诸自身去寻求器官的刺激以证明自己的感觉和存在，他们不自觉地投向了女性的怀抱，如同怀旧一般，去寻找一种温馨、伤感而又虚幻的呵护。当然，他们都是贵族，经济上是优裕的，经济上的优裕与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构成了江南文人畸形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或冶游山水，或恣肆声音，培养了敏感纤细的审美触觉。相应的文学风格在南北对峙期间的南方出现还有什么奇怪吗？ 颓废、伤感的文学风格的出现只是局势动荡、南北对峙的副产品，那么什么是导致这种动乱局面的原因呢？ 人口的增加可能是个重要因素。中国是个非常看重家族的国家，而人口越多，家族力量也越大。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生育，“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几百年的和平给生儿育女提供了良好机会，于是人口激增。但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很慢，粮食单产几乎没有多少变化，新增人口的粮食只有靠扩大耕地——开荒来解决。大规模的垦植势必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如果这时气候变冷，天灾频繁，大面积的饥荒不可避免，动乱自然紧跟而来。 考察历史会发现，在每个周期全国（汉族）总人口有个限量，超过或接近这个限量，当时的耕地和生产力水平就不能承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暴乱就会发生。第一个周期这个限量大约是6000万。如西汉二百年的和平使全国人口在公元2 年达到了5960万人，接近了限量。不久，爆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到公元57年，人口减少到2100万人。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政权，全国持续了大约100 年的和平，人口于公元157年达到了5650万人，又接近了极限。不久发生了黄巾起义，从公元184年到280年是百年混战，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描写的就是这段时间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三国归晋后于280年清点人口，仅剩1626万人。 第二个周期的人口限量还要低一些，大约是5000万左右，这可能是第一个周期400年的战乱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或其它什么原因，待考。隋朝人口曾于公元609年达到4600万人，在其后短短的11年时间，隋末农民大起义就使人口减至 1000万。盛唐的近百年和平使人口达到5290万，这是第二周期人口曾达到的最高数。仅仅5年时间，由于“安史之乱”，人口减至1699万。北宋的和平也曾使人口于 1110年达到4675万，随后的“靖康之乱”，人口仅1684万人。这个周期中有两次人口达到4600多万就发生了动乱，有一次则达到5200多万。可能，盛唐时温暖的气候，较为合理的生产关系使得同样土地的承受能力要强一些。元朝的统计数字曾接近6000万，但元朝的疆域广大，包括了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比较价值。 第三周期跨近现代，生产力水平提高较快，加上中国已卷入世界历史发展洪流，人口与其它方面的关系复杂，不容易确定一个不变的人口限量。但清朝康熙皇帝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个感到人口压力的统治者，丰年粮食价格坚挺引起了他的警觉，经分析认为是人多的缘故。但歌舞升平的盛世使他产生了麻痹思想，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口与生产的关系。这个时候类似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在一些有远见的文人中产生了，但他们的声音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可见，人口的增长与历史的周期性发展有某种关系。 气候的变迁也是值得注意的。每次动乱，北方游牧民族总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他们多次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有两次甚至统治了整个中华大地。他们挥师南下的时候又都是气候最冷的时候。很可能，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温暖气候和相应的良好生存条件使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日益强大，人口逐渐增多；而气候急剧转冷（气候常常是突变的），北方草场大面积沙化，对草原依赖性很强的游牧民族生存条件便迅速恶化。这些少数民族也许早就觊觎中原的青山绿水和发达的文化，如果恰逢中原大乱，游牧民族本身又遇到了生存危机，这时不南下，几时南下？于是，在最动乱又最寒冷的六朝时期，南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这些强悍的游牧民族骑着战马，挥动皮鞭，势如破竹地汹涌而来。中原的汉族因此就一次次被赶过淮河、赶过长江，以至更远的地方。 |
发表于 2010-1-19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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