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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郎不羞赧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男女最开放

自天地混沌步入古代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大一统之后,中国的男女关系可以说并不开放。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要求保持一定距离,这才是礼数,是文明。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连感官状况都做了明确要求。像现在,放开了意淫,那是绝对不行滴。要学做柳下惠,坐怀不乱才是君子。一不小心心猿意马了,搞不好自己都想抽自己耳刮子。

古时礼教,多是约束女子的。少女待字闺中,做些女红,纳个鞋底儿绣个花儿什么的。在路卫兵看来,这也有好处:一则手头有事做,不至于出去惹乱子;二则也能逐渐适应寂寞。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叫什么来着?我纳的不是鞋底子,是寂寞。偷着绣个鸳鸯什么的,就算是春心荡漾了,绝对的羞为人知。家境好的,比方富二代的千金小姐,能在后花园荡个秋千、抓个蝴蝶什么的,已经是很奢侈的娱乐活动了。不像现在,男女一大帮混搭,K歌喝酒到深夜。彼时女子看到陌生男子,即便有好感,也是“和羞走”,最多来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搁现在,哇塞,帅哥!啧啧。

当然,古代社会还有着另一面。自管夷吾先生开设中国最早的“女闾”(也就是官办那啥,相当于现在民营的洗浴、歌厅、娱乐城、夜总会等类)以来,也不乏花街柳巷,特别受到附庸风雅人士的追捧,多有朗朗上口的诗词传世。官办的有时也是为了税收,比如西域的龟兹国“俗性多淫”,好这个挺多,于是政府“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魏书》。但这种场所就像红灯区,是特殊地域,仅限于几处繁华的都市,不是哪里都有。在光脚插禾抡镐锄地的民间,是想也不要想的,粜上一袋子大豆高粱去玩高雅,下顿吃什么呀。

古时的政治也是男人的事,女人要讲妇道,不能随便抛头露面。即便太后临朝听政,前面也要垂个帘子,这不光是一个尊严和政治需要的问题,也是女人的禁忌使然。当然,凡事都有特例,皇帝是不受约束的,那是天子,担负延续皇朝命脉的大任,可以完全放开搞活,搞活的对象自然是女人;皇后能耐的也有,宫廷淫乱之事向来不绝于史,其实看着好像挺多,你要细数数,还真没多少,毕竟几千年的历史了,没有也不正常,但都是特例。

不过,思想范畴的东西不好控制,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男女荒乱之事也多有流传。脏唐臭汉一说,便是两个盛世的侧面写照。然而,在路卫兵看来,脏唐臭汉也并非中国历史上男女关系最开放的时期,因为脏臭之事,故事多在宫廷,或是繁华的大都会,长安洛阳什么的,并未普及到民间的各个角落。要说男女关系真正开放的时代,则非五胡十六国莫属,在那段中国历史上最乱最杂的特殊历史时期,即便在民间,男女之间也鲜有禁忌。可以说是普遍的开放(当然,俺说的是古代)。
胡人那个,,,他们把女人看成是财产,所以男女关系开放,但绝对不是女人受到尊重。。。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女人受到平等尊重的朝代,,就算是武则天当政,也不过是当时的世家贵女地位高了,平民女儿依旧地位不高。。。总而言之我现在很想不通那么多女人往历史穿是为何。。。我现在都只看女尊或者男写手写的无cp文了。。
文化风俗,决定着男女关系的开放程度。举个小例子,西晋以前人们穿鞋子,女的是圆头,男的是方头,“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是为了区别男女,而到晋武帝初期,“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晋书》)了,男女界限已经开始模糊。事情虽小,却颠覆传统。就像现在,西风东渐之后,有点身份的男女,在公众场合以拥抱贴面取代握手,搁过去,握手都别想,所以才有诸多赞美手的诗句传世,比如“红酥手,黄藤酒”(陆游《钗头凤》),比如“佳人不忍折,怅望回纤手”(《杜牧《独柳》》,“纤纤手,拂面垂丝柳”(韦庄《河传》》。都是酥手纤手的,现在,手再酥再纤,雕上花,它也还是手,没啥吸引力。为了追求更高的行为或是形体艺术,我们的兴趣,已然大踏步的上移或是下移了。

五胡时期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冲突。当时北方胡人数量猛增,关中百万人口中“戎狄居半”(《晋书》),十分昌盛。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发展滞后等因素,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文化。比如匈奴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寡母寡嫂都可以拿来受用,还有什么别的不可以的吗?鲜卑也是“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后汉书》)。况且对于他们,生存是第一位的,女人没有躲在后方的资本,也一样要抛头露面,所以男女之间禁忌就少。

文化总是是相互影响的,胡人在不断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势必给中原带来不同的异域风情,同样影响着中原的汉文化。胡人风俗本是中原汉人所不齿的,然而见得多了,耳濡目染,也就见怪不怪,况且胡汉也多通婚,就让这些习俗文化不断融合。比如汉人过去穿衣是上衣下裳,胡人因为要骑马,是上衣下裤,要利索的多,于是汉人也就效仿。又比如,晋武帝时,“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晋书》),胡人的玩意儿受到贵族追捧,不能不说是受到胡风的影响。有一阵子,北方汉人还以说胡语为荣,既说胡语,未必就不会不办胡事。

这个时期男女关系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路卫兵看来,是人口的大量减少。自汉末以来,战争一直持续,到五胡时达到顶峰,据《通典》记载,三国时,全国总共有“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口已是少得可怜。到晋末乱世,人口更是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也就巧了,你说那时候人祸多吧,天灾也跟着凑热闹,瘟疫、洪水、地震屡屡发生,那才叫水深火热,好多地方赤地千里,绝无人烟,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挑战。有人的地方粮食也不够吃,以至于出现“人相食”(《通鉴》的惨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饭都没得吃,谁还有心思去顾忌什么劳什子的寡义廉耻。

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之间的征战,除了占地盘,就是抢人口,什么叫政权,光有地盘没人,你给谁当皇帝?就像挺大个宅子住着,连个保姆女佣都没有,优越感何来?皇帝不光是给大臣当的,他还需要老百姓的顶礼膜拜,还需要劳动力给他们创造财富,需要有人服兵役,去打仗,没有人口是不行的。所以,增加人口成为这一时期一个主要问题,生育自然就被摆在了第一位(这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人口多了,不是把计划生育摆到第一位吗?一样)。官方为增加人口,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晋武帝泰始九年(亦即公元273年),颁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到17岁还不嫁政府就给你安排了。所以那时候没有晚婚的,更不会有剩女,啥歪瓜裂枣的都是宝贝,缺人啊。以生育为主,男女之间的禁忌就要撇到一边。而且战争造成男子大量死亡,女人不得不抛头露面,顶替男子做些事情,男女之间的接触就多了,好多不该发生的故事也就开始发生了思想风向标的偏移,也是这个时期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战争灾祸让人感到迷惑,生命的无常让人精神空虚。于是人们不再信奉儒法,开始崇尚黄老,大兴玄学之风。体现在生活上,则追求奢靡,讲究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并探寻养生之法,追求房中之术。男人放开了,就需要女人配合,于是“放纵情性,及其终极”,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如此开放,令人咂舌。大家熟知的“韩寿偷香”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思想的开放,也让男女关系愈加开放。

这个时期还有两个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是同性恋盛行。如“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晋书》),思想解放的程度着实不低;二是流民的增多。流民必是男女混杂,居无定所。什么事情你越禁止,就越觉神秘,不禁反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男女同吃、甚至一同露宿野外,加上衣不蔽体,让男女之间不但不避讳,甚至也不再有什么羞怯可言,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其实,只要看看这个时期的诗歌作品,其男女开放的程度,便也略窥一二。孙绰的《情人碧玉歌》中写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已是火辣辣的情与爱了;杨方的《合欢诗》,有“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也够腻乎的;鲍照《代淮南王》中,“愿逐明月入君怀”、“ 怨君恨君恃君爱”,爱情的表达则更为炽烈奔放。甚至后来还有艳情文学问世,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自己搞印刷出版,“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北史》),属于畅销书之列,当时若有福布斯作家排行榜,其销量定然高居榜首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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