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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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眼，贾植芳先生去世已经整整一年了。先生一生坎坷，因参加学生运动坐过国民党的牢，因被怀疑“通匪”坐过日本人的牢，五十年代又被划为“胡风分子”在秦城监狱坐了十几年牢。文革之后，在我系资料室打杂，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正式恢复名誉，重登讲台。

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正统的说法应该是师祖。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先生则年过古稀，早已退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心中忐忑，不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见面会是什么光景。熟悉以后，才感到先生真是一位可爱又可敬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那时先生住学校的教师宿舍，装修什么的自然谈不上，但常常人来人往，高朋满座。他的学生，老友，记者，编辑，乃至海外的访问者，一来就是半天。他又好客，中午一坐就是一桌吃饭的人。第一次见面，我见到的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戴老式的黑框眼镜，面庞象一个风干的核桃，更衬出两耳的略微招风。先生烟瘾很大，爱喝酽茶，耳朵有些重听。一开口，是浓重的山西口音，开头几次我常常需要别人翻译才能完全听懂。先生很淘气，每次见面都要故意问我“吃不吃烟？”又常常跟我说起他认识的朋友和以前学生的趣闻韵事，然后自顾自地开怀大笑。我看他咧开嘴，镜片后面的眼睛眯成两条线，声音洪亮欢畅，完全没有为师者应维持“道貌岸然”的自觉。所以，见过先生一两次以后，我就没了拜见名人该有的“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了。

先生已往的经历，他从不对我们提起，我也是后来看了师母的回忆录才了解的。比方说，他关在秦城监狱，师母去看他，却不准相见。师母只能留下一双亲手纳制的新布鞋，里头装几颗山西特产的大枣，借以告诉他自己已被遣送回山西老家“劳动改造”了。先生出狱以后，也下乡劳动，虽然身材瘦小，却逐渐锻炼得能挑二百斤重的担子，在田埂上健步如飞。我看过一张他当年落难时拍的照片，只见他右手夹着烟卷，唇边带笑，头向后仰着，没有一丝一毫的戚戚和惶惶。我觉得先生人格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他身处逆境时不仅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良知与信仰，而且始终从容不迫，积极向上。

先生对我在学业方面的指导，最重要的应该是他的国际眼光。当年我校的文史哲三系一向以外语水平低下出名。有一回我突发奇想，觉得应该读些英文书，试试搞点翻译。先生听了大为赞成，我问他，是该翻译简奥斯丁的通信还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日记，他说，后者应该更有意思。这件事当然只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凭我当时的外语水平，恐怕也不能胜任翻译的任务，所以最后不了了之。但先生能慧眼独具，并不觉得我想做翻译是不务正业，让我一直很感激。后来才知道先生曾留日，做过日文的翻译，他的英文应该也不错，并不是整日钻进故纸堆的老夫子。文革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复兴，他也功不可没。

我的老师告诉我，他真正学会研究，也是因为受了当年还屈居资料室的贾先生的指点。那时先生独自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小屋里，师母还在山西老家。我的老师写了篇关于巴金研究的文章请先生看，先生看过之后，当时不予置评，只邀请他晚上去家中小酌。老师说，那一晚，先生请他坐在一张破旧的课桌旁，然后拿出一瓶老白干，一小碟萝卜干，两人你一杯，我一杯，一直谈到深夜。“我这才知道研究应该那样作。当然，从此我也学会了喝白酒”，我的老师后来回忆说。

贾植芳先生并不是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也不因文采斐然而闻名海内外。他流传后世的文化遗产，一是在于他身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良知。另一方面，他虽然述而不作，但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其循循善诱的良师风范必将薪火相传，成为后辈学子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