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就有一句话，看中国的城市，像欧洲；看中国的农村，像非洲。这是现实。
在中国所有由分配不公造成的两极分化中，城乡差距最大，由此带来的危险和变数也最大。本节重点说说由此带来的危险和变数。
如果大家对发生在2005年10月至11月的巴黎骚乱还有印象，那么，不坏告诉您：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地解决三农和城乡问题，那么这种危险就会向中国步步逼近。因为诱引都是一样的。而一旦在中国的某些城市发生这样的事件，其烈度将远远超过巴黎。
由于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差三四倍，加上其它社保福利等实际上差六七倍，甚至更多。这还只是经济收入问题。如果算上医疗条件、就业机会、教育水平等问题，那么城乡差距就不仅仅是欧洲与非洲的差距了。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同一套体制下。他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如果不久的将来条件成熟了，而国家又难以一下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矛盾必将升级，到那时，一切就都晚了。
中国几乎所有城里人对农村都是陌生的。
很多朋友每年也到农村去转上几次，以为自己对农村是了解的。但事实上我告诉你，你看到的新农村、新气象未必是真的。
农村是有不少先富，但跟城里一样，是极少数，按人口比例比城里更低。农村百分九十以上还是普通农民。普通农民的日子并不好过。
不坏春节前遇到一件事，一位邻家主妇向弟弟借了二百元钱过年。弟弟是无意间说起这事的，而不坏却很吃惊。因为那位邻居的房子很新、很漂亮，五间大瓦房，甚至连院墙上都镶了很多瓷砖。女儿出嫁了，家里只有老两口与一个上高中的儿子。虽然没什么高档电器，但院子里和屋子里也算整洁漂亮。儿子正读高中，但按成绩断没有考上大学的可能，所以，老两口也就盖好了房子，准备给儿子结婚用。这样的家庭，上没有体弱多病的老人，下没有太小的孩子，如果不说邻家主妇借二百块钱过年这个事，任谁都会认为他们家肯定已经小康了。可真实情况绝非如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很窘迫。详细情况我是后来了解到的，在此不详细叙述了。总之，这种生活的窘迫在农村是普通存在的。
这才是农村的普通情况。在农村，房子那是必须得盖的，否则，会缺少尊严。而且，这种尊严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比如，如果没有房子，子女的婚姻就是大麻烦。可盖几间房子也要几万、十几万的，一个普通农民，盖起几间房子后，很可能就一贫如洗，甚至债台高筑了。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打工的，日子还过得去，否则，日子都是勉强维持，哪里有几万、十几万的积蓄用来盖房？
农村的真实境况在此也不多说。总之，现在的城里人，尤其是决策者，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是不了解的。这一问题最初是由于媒体的对农村的宣传误导的，三农问题暴露之后，却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以至现在积重难返。
长话短说。现在说说农民工进城。
现在，无论是媒体还是决策层，都存在一个普遍的共识：发展城市经济，让农民工外出打工，同样是增加就业机会，为农民增收。甚至，在为当前南方严重干旱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很多专家、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让经济发达地区多招收灾区农民工。这就是典型的短视，且不说抗灾需要劳动力，也不说灾后恢复生产需要劳动力，单说应不应该趁此机会好好补偿一下前几十年在农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方面欠下的债？如果政府狠狠心拿出一部分财政把人们组织起来，打井、修塘、挖渠、建坝……难道不会产生长远利益吗？这是题外话，不多说。
农民工外出务工，产生了另外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信息沟通了。有一种现象，越是没出过门的老人，对自己村子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越满意，越有满足感。而从外面回村的年轻人，则羡慕、向往城市的生活，对自己的村子不满意。不管我们对这种现象感到欣慰也好，担忧也好，总之，必须客观承认：不满情绪正在年轻人身上越来越多地积蓄起来了。
二是城市边缘聚焦了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由于工作性质、生活成本等原因，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聚居在了城市边缘地带。北京早些年就有“浙江村”“河南村”等，近几年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其它城市也差不多，大批低收入群体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在缺少城市服务功能的环境里，以缺少保障的手段维持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生存状态。
三，现在，很多外部条件都具备了，比如，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多人都有一定的知识，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很强烈……其实在这种时候，“不稳定”只差一个触发点了。事实上，有些小规模的冲突已经在不少地方陆续发生了。缩小城乡差距，修补城乡关系，如果还如某些专家那样以一种施舍的姿态在那里品着茶、慢条斯理地说：大约还得十年吧。那么不坏悲观地提醒专家，您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弱势群体在身处劣境时是懦弱的，他们往往会抱怨命运，轻易不会对抗社会。但是，如果生存的压力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尤其是眼前的贫富与特权阶层强烈地刺激他的眼球，那么，由此带来的反抗也将是异常剧烈的。
不要以为现在还很和谐，普通百姓从自卑懦弱到认识到社会不公并从而奋起抗争，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
怎么办？
决策者、既得利益者必须抱着极其愧疚的心情与态度（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来解决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尽快对已经长期生活在城里的所谓“外来务工者”进行身份认同，哪怕损失一些城市原住居民的福利，也不要让这种“身份差距”以及附着在身份上的现实利益越拉越大。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但我本人对此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决策者认为现在还是和谐的，而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的专家、学者，要么是既得利益者，要么已经被利益集团收买了。他们的兜里大多有绿卡，可以随时“扯乎”。而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一下损失很大一块利益均给那些“外地人”，无论如何心理也不那么舒服。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并不能清醒地意识到，一旦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激化，那损失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些表面的利益了。
重点说说第二个问题。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问题。
严格说，城市化是解决城乡矛盾的根本出路。但却涉及一个操作是否得当的问题。操作的好，矛盾化于无形；操作不好，激化矛盾。比如“圈地运动”就是加剧矛盾。
城市化不是造城运动，不是把田园土地都盖上楼房。城市化不是夺了农民的土地后把农民驱赶到城里在城乡结合部蜗居起来。
建设城市是发展第二、三产业的需要，是完善和改进产业结构的需要，建设城市的终极目的，是要促进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产业的综合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造城运动，以及大把花钱装扮城市的行为都是愚蠢的。
城市化，也不是用行政手段强行让散居的农民聚居起来。这是对城市化的彻底误解。
城市化是要让相对封闭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农民享受城市文明、现代文明，使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品位，以及使自然农业经济产业化，效率化。让农民以更加文明的方法指导生产、安排生活，享受生活。
具体怎么办？
如果不坏上述的理念被认可，那么可以采取下面这样的措施。
将现在具备基础条件的规模村镇，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加以引导，按城市社区模式进行组织、管理，不坏将这种改造称为“村镇社区化”建设。
以华北、华东这样的平原地区为例。比如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县，可以在认真勘察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选择十到十五个村镇，进行社区化改造。社区与社区间距十公里左右。
这种改造不以聚拢产业和人口为起始点，而是首先改造组织、管理模式，让村民市民化。政府在社区化改造中，要采取与城市社区相同的政策对社区进行规划、建设、管理。完全打破城乡界限与地域界限，将试点社区内的农民在尊重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完全市民化。
地方政府可以将以往撒胡椒面式的各项惠农资金、政策适当集中到试点社区使用（但不得严重侵害试点社区外的农民权益）。鼓励（但不强迫）周围农民加入社区，成为居民，并为其保留土地权益。这样，试点社区就会产生吸纳效应，社区的规模会逐步扩大，而周边就会逐渐产生空置村庄。这些村庄，有条件的可以复耕，部分可以改造成为农场、养殖场、农产品加工厂，从而逐步实现农业生产农场化，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提高农业经济产业化程度。
这样，经过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该县就基本可以形成以县为中心，辅以十多个3~5万人口规模的小城市（或社区）为主体的城市化改造了。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事实上是产业工人）将降至总人口比例的 10~20%。
不坏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把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相结合的城市化过程，而不同于现在的向城市移民，或以盖新房为标志的新农村建设。只要规划合理、管理科学，十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同样会非常富有活力。
城市，未必是大而全，小而精未必不是一种理想的宜居环境。如果各方面建设搞得好，它必然会为大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减负。 |
发表于 2010-4-11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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