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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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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两个女人的故事，情圣版
　　张学良的故事得从大帅张作霖说起，于凤至的故事也得从张作霖说起。话说张作霖还在替清廷剿匪的时期，就和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结下了交情。于文斗有恩于他，张作霖后来做成这桩儿女婚事，有报恩的意思。另外，张作霖也听说于凤至是“凤命”，有福气，如果这只凤凰能落到他家，岂不说明他张家今后要出贵人？所以“凤至”这个吉利的名字，也促使张作霖下决心替长子张学良求亲。订亲时，张学良只有8岁，于凤至年纪稍长，也不过11岁。
　　
　　已经受到西方自由恋爱思潮影响的张学良，对这桩包办婚姻很不满意，但是又拗不过父亲。张作霖叫他去郑家屯于家去相亲，张学良第一次去时连于家大门都没进。结果心高气傲的于凤至也恼了，说既然男方不满意，那就退婚好了。这么一耍态度，张学良反倒对于凤至有了好感。张作霖知道儿子对包办婚姻有意见，就表示，反正这个元配媳妇的人选必须听他的，媳妇进门后，可以再找别的女人，他这个老子就不管了。
　　
　　1916年，15岁的张学良（虚岁16）与18岁的于凤至正是成亲了。他此后一直称她为“大姐”。过门后，大家发现原来于凤至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还十分贤惠。大帅对这个长媳十分满意，张学良对她也很敬重。张学良和于凤至共生有一子三女。
　　
　　结婚十年后，张学良在天津蔡公馆的一个舞会第一次见到了赵四小姐。那时的张学良已经是“民国四公子”之一，风流倜傥，追求者众。年方15岁的赵四小姐美丽而单纯，也吸引了张学良的注意。张学良好打高尔夫球球，以后经常带赵四小姐一起打球。经过一段时间交往，两人双双堕入爱河。几年后，赵四小姐为了爱情，毅然离家出走，追随在张学良身边。赵四的父亲赵庆华认为女儿有辱家风，登报声明与她脱离父女关系。
　　
　　夫人于凤至在得知赵四小姐的事情后，起初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但后来被他们的爱情所感动。于凤至是一位通达大度的好女人，后来不但接纳了赵四，而且待她情同姐妹。赵四小姐也很敬重于凤至。张学良身边从此有一个大姐，一个小妹。少帅的朋友们都羡慕他能有这样两个红颜相伴。赵四小姐后来生有一子。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到长期软禁，是赵四小姐陪伴张学良渡过了艰苦的后半生。晚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笃信基督，这时宋美龄提出，基督教徒只能有一个太太。既然赵四小姐与他早已是事实上的夫妻，就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名份。于是远在美国的于凤至夫人主动让贤，办理了离婚手续，终于成全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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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两个女人的故事，非神话版
　　
　　于凤至晚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口述回忆录《我与汉卿的一生》。这里面说到的赵一荻夫人（赵四小姐），简直就是个问题少女。于凤至提到张学良在年青时生活风流不羁，有很多女人追求他。“这群女人中有一个叫赵绮霞，她父亲是政府中主管经济的要员，她因终日在舞场流连、不肯上学，被称为赵四小姐，她追逐汉卿，报纸杂志大肆渲染。她父亲管教她不听，登报脱离父女关系，成为一时新闻。她以此为由，托人找我，要求任汉卿的永久秘书，服侍汉卿的生活，汉卿要我决定。我可怜她十四岁幼龄，无家可归而允许。赵绮霞来到沈阳帅府，一进门就跪地向我叩头，说永远不忘我的大恩大德，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我用我的钱给她买了一所房子，并且告诉财务人员，给她工资从优，以尽到对人之心。”
　　
　　张学良与赵一荻相识之际，早已不再是个青涩男孩，而是名满天下的少帅，手里握着几十万军队，经历过两次直奉战争，经历过郭松龄倒戈事件的铭心刻骨的磨练。他不但家有贤妻，外面还有一位“随军夫人”谷瑞玉，在情场也已历练得身手矫捷。一句话，这是一个浑身散发着魅力的、正当好年华的、有钱有权还有点闲的男人。在这种时候爱上他，大概不需要多少慧眼吧？张学良喜欢赵一荻也不是什么难事。那时的赵四小姐年方十四岁，好女初长成，身体刚刚成熟，思想还是一片天真烂漫。“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的张学良遇到了她，岂有不喜之理？
　　
　　倒是几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比较稀奇。与张学良有过纠葛的女性中，不乏名门闺秀，但是能够做到象赵家这样决绝的，只此一家。赵一荻与张学良的来往，引起了父亲赵庆华的强烈反应。终于在有一次赵一荻离家去沈阳探视张学良时，赵庆华就登报发表了一份剪短的声明，叱责女儿绮霞“近为自由平等所或，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所以现在按照家族里的规矩第几条和第几条，把这个女儿除名。
　　
　　据说赵庆华对赵一荻这个小女儿至死也没有原谅。赵庆华是前清的一个监生，民国后担任过铁路督办、交通银行经理、铁路局长等美差，是北洋政坛上“交通系”的一员大将，后来卷入了一宗很大的贪污案件（即“五路大参案”），就辞了官在天津闲居。张学良与赵家的人是熟悉的。他与赵四小姐初次相识的舞会会地点在蔡公馆，蔡公馆的主人是张学良三弟张学曾的岳父。张学良在认识赵一荻之前，早就认识她的一位哥哥赵道生，也认识她的姐姐。
　　
　　正是赵庆华的这份声明促成了张学良与赵一荻的长相守。但在当时，这份声明让张学良感到十分意外。声明刊登于1929年9月，那时老帅张作霖已经被炸身亡，张学良成为东北军的当家人，完成了东北易帜的壮举。那段时间，他正在为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红军交战，而且节节败退。在这种时刻，他哪里有心思玩私奔？况且他知道赵一荻当时已经和别人订婚了。所以当他看到赵庆华的声明后，完全摸不着头脑。问赵一荻，一荻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反正她现在有家回不去了。如果少帅不收留她，她就成了无家可归之人。张学良是个讲义气的人，就负担起了照顾她的责任。
　　
　　张学良对赵老太爷的举动一辈子都耿耿于怀，到老来恢复自由身时，他与几个朋友聊天还说到这事。根据张学良研究专家郭冠英的叙述，张学良有一次和朋友们谈及往事，说：“那一年（应为一九二九年），我有病，在沈阳养病，赵四就拎了个小包从天津来看我。本来她看完是要回去的。她那时已经家里介绍，有了婚配的对象，她对那人印象也很好。后来她异母的哥哥就到老太爷那告状，说妹妹私奔了。原来赵四的母亲是盛宣怀家的丫头，是姨太太，上面还有个太太，也是盛家的小姐，生了几个哥哥。哥哥就想借这事来打击赵四母亲这一房。老太爷一听，大怒，就登报脱离父女关系，逐出祠堂。这下可好，回不去了，只有跟了我啦。所以我说她哥哥是‘弄拙成巧’了。唉，我说姻缘就这么一回事。”
　　
　　赵庆华为什么要发表那份绝情声明，张学良的猜测是赵一荻的哥哥在后面捣鬼。而张学良的副官陈大章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赵庆华的一次大手笔，是为了让张学良对女儿一辈子负责到底，用心十分良苦。《张学良口述实录》一书中讲到了陈大章的看法。据他回忆，赵庆华夫妇早就知道女儿与张学良之间的恋情，也希望能够结成婚姻，只是张学良已有妻室，这个亲事实在没法提。1929年的一天，张学良打电话给赵一荻，问她愿不愿出来玩玩，赵一荻是征得了父母的同意才出来的，当时就是陈大章去接她。上路时，赵家全家都去送了行。赵一荻到沈阳（奉天）后，就住在北陵别墅。结果赵一荻前脚刚走，赵庆华后脚就发表了那份声明。
　　
　　陈大章的说法显然也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行臆测。赵庆华对这个四女儿不是假生气，而是真的生气，不但恼她，连她的母亲吕葆贞一起恼了。赵一荻离家后不久，吕葆贞也离了家，去秦皇岛与儿子赵蔷一起生活。赵一荻以后就去秦皇岛看望她的母亲。
　　
　　夫人于凤至对赵一荻的接纳是非常勉强的。《张学良口述实录》中记载了跟随张学良、于凤至夫妇19年的一位王凌阁老人的回忆。张学良希望于凤至能够同意赵四跟他在一起，许愿说赵四过来后“进门不姓张，有孩子不要，家里的事不管，不招待人，出外面只说是秘书”。但于凤至就是不乐意。张学良一着急，又掏出枪来，于凤至就说：“你把我打死吧！” 张学良说：“我哪是想打死你，是我已经答应了赵四。我堂堂做司令的，说话不算数，没有办法，我只有自杀!” 于凤至连这一套也不吃，说那就干脆离婚算了，“闺女归我，小子归你，你当司令，国家大事都能管，老逼我干嘛？”
　　
　　于凤至把狠话都说尽了，但由于张学良的坚持，她最后不答应也得答应。不过为了充分尊重她的太太地位，赵一荻遭“约法三章”，最后以非常委屈的身份待了下来。其实于凤至并非容不下张学良身边有别的女人。张学良自己都说过，自己在外面沾花惹草，于凤至是不大管的。她后来非要与赵一荻为难，还是门第观念在作怪。她认为赵四小姐既然是正经人家出身，就不应该以这种不清不白的方式待在张学良身边，这样做是给张家丢脸。在赵一荻之前，张学良也曾经喜欢过王正廷（曾任外交部长）的妹妹，也说要接进门来做二房，于凤至考虑再三后没有同意，张学良因此作罢。
　　
　　晚年于凤至同意与张学良离婚，与其说是被赵一荻这么多年的爱情所感动要成全他们，倒不如说是出于政治考虑所做的让步。于凤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强调，她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离婚，那全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1964年，一位张家的远亲忽然跑到美国，和她提离婚的事情，她跟张学良通电话时说到这事，张学良告诉她：“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 于凤至出于对张学良安全的考虑，后来还是同意离婚，但她那样做只是权宜之计，她从来不承认强加给她的离婚。于凤至还说，赵四“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
　　
　　于凤至与赵一荻之间的是非，留给各自的粉丝去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个女人之间肯定没有什么姐妹深情。电视剧里宣扬的那种“大姐”和“小妹”之间的肝胆相照，纯粹是扯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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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族角度看张学良和于凤至
　　于凤至和赵一荻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人。于凤至不单嫁给了张学良，也是嫁给了整个帅府。她是大少奶奶，是那个大宅门的一部分。她与张学良感情最好的十几年，都是伴随在大帅张作霖身边渡过的。张作霖对她的肯定，比张学良的态度更加重要。张学良就算在外面有了女人也没有关系，一切有大帅罩着。张学良的随军夫人谷瑞玉就是这样，因为张作霖在，就是不许进门。
　　
　　对于凤至来说，只怕大帅的五夫人寿颐比张学良在外面的那些个二奶三奶更难对付。张学良对于凤至的感情，自然有父亲的因素在里面。张学良只要心里还有父亲，就不可能对于凤至太坏。那么张学良对老帅究竟什么态度呢？应该说他很年轻时就明白，父亲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后来他对老帅很敬佩，也是出自真心的。
　　
　　张学良的口述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谈到父亲、母亲、同胞姐弟。张学良的母亲是父亲的元配，年轻时跟着吃苦，发达后被冷落，很早就去世了。张作霖想起元配还是有点亏心的，所以对元配留下的三个孩子比较敏感。张学良回忆说：『我姐姐跟我第五个母亲不大和睦。她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诉说我家里的种种不公，我父亲看了又生气又难过，便把我找去了，拿信给我看。他说，好吧，我待你们姐弟三人不公平，那给你们几个钱，你们自己去过吧，咱们也不用见面了！我说，爸爸，你生什么气呢，你着什么急呢？她是个女儿，过几年要出嫁了，她不是我们张家的人。你要看我呀，我是你儿子。你有事你不靠我？你管那些干什么？别理她得了，过两年她不得走啊，你生什么气呀？有事情你可以都跟我说。我都是十五六岁了。　　那时我差不多十六岁，我父亲就觉得我很奇怪，看我这个人很怪。』
　　
　　张学良既然离不开父亲，也就不敢对老帅亲自挑选的媳妇太使性子，在这点上，反没有普通人家男孩子的那种肆意。而于凤至本来就是一位好太太，家里家外都能应付自如。她虽是包办婚姻中的元配（可自动设置为被丈夫唾弃的对象），却又是民国新女性。她一方面能把那么大一摊家务事照顾妥当，另一方面，走出去也完全能上得了台面，是一位称职的少帅夫人。
　　
　　于凤至对政事也有自己的见解，对大事甚有决断。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是于凤至说服各位女眷先秘不发丧，等到张学良回来再说。张学良掌权后，对杨宇霆、常荫槐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杀，也是于凤至提醒了他一句：如果关而不杀，到时候张作相来求情，是放人不放？张学良听了这话，就下决心杀人，并赞扬于凤至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相比之下，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关系更纯粹，更私密。赵一荻非但不属于那个大家族，甚至是被排斥的对象。支撑着他们的是真正的爱情。特别是到了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而被软禁以后，赵一荻对张学良的感情才算修成正果。梅花香自苦寒来。也只有到了那样艰难的时候，她的爱情才显出伟大。
　　
　　于凤至和赵一荻，到底哪一个在少帅心中份量更重？这个问题恐怕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或许他对两个人的感觉都一般般。张学良在晚年曾对朋友回忆说，他对于凤至讲过，她嫁错了人，因为自己是个上战场的人，会连累她。张学良也说过，他这人年轻时是非常荒唐的，乱七八糟，不能说得上什么爱情。对于赵一荻，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后的事情，恐怕两人也走不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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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绯闻女友们
　　
　　张学良晚年对几个学者做口述历史，说到最重要的西安事变时含糊其辞，谈到自己年轻时的一大把女朋友却津津乐道，还作诗说：“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张学良口述实录》中说他有过11个女朋友，也就是情妇。张学良又说，他女朋友好多，“行的却没有几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是因为这些女朋友大多是主动追求他的，不是他去追她们的。张学良自我评价说，他年轻时，“潘驴邓小闲”（指男人泡女人的五大件：外貌，性能力，钱，耐性，闲工夫）这几样，他就是少了一样：闲工夫，不过他有权势，可以弥补。
　　
　　张学良的好色，可能与年轻时的经历极有关系。他的表哥有个姨太太，是个喜欢胡搞的女人，在他才16岁时就引诱他发生了性关系，“有一天，家里没人，她就调戏我，所以我成了坏蛋，就是从她身上学来的，我也因此有些看不起女人了。”－－第一次发生性关系，而他在这个关系里面居于弱势，这大概给了他一个心理阴影，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张学良提到的女友中，有一位是叶公超的嫂子梁九小姐（不晓得算不算在11个情妇里面）。梁九小姐在未出嫁前就与张学良交好，但张学良无可能娶她，因为她是有地位的人家的女儿。她后来嫁给叶公超的哥哥，受了虐待，自己吞火柴头自杀。
　　
　　张学良自诩从来不对女人用权势，都是她们自愿的。有几个情妇，她们的老公知道他们的事情，但是都装傻。有个女学生，是首先给自己的姐夫做了小三。这个姐夫（也就是她的男人）有一次有事情求到张学良头上，就派这个女学生和他上床。后来张学良果然帮该姐夫把事情给办了。还有一位情妇，她的老公知道自己媳妇和张少帅有染，居然还劝她，对张不要过于轻信。
　　
　　张学良经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男盗女娼的事，他自己也陷在里面胡搞，但是心里似乎有点不安。到晚年他感叹说：“男女的这个事情，我现在常常说这么一句话，人，就是一张纸蒙住了脸，千万别把那张纸揭开，你要揭开了，那幕后就不一定是怎么回事了，你别揭开，就是仁义道德。”
　　
　　张学良自己胡搞，对女人的贞洁也不太看重，这点倒是比那些搞双重标准的男人可爱得多。比如他知道夫人于凤至与自己的一个副官关系暧昧，于是就故意制造机会，给那个副官派差事，让他们能单独在一起。
　　
　　张学良的那些个情妇恐怕都是提不到台面上的。他还有些女朋友，是可以说得出口的绯闻女友，比如谷瑞玉，蒋士云，唐怡莹，王正廷的妹妹，墨索里尼他女儿等。
　　
　　谷瑞玉是一位家境贫寒的艺人，靠唱评剧在天津走红。为了逃避黑社会，谷瑞玉到东北去投奔她二姐，在那里认识了张学良。那时张作霖还在，谷瑞玉便成为张学良的“随军夫人”，没有进帅府，和于凤至互不干扰。但据说，她在张作霖尸骨未寒之际就迫不及待提出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她这些年来因为老帅不肯接纳的缘故，忍受着满腹委屈，此时便以为障碍已去，该名正言顺地住进帅府了。张学良却给她逼得不耐烦，很快就恩断义绝，拿出一笔钱把她给打发了。谷瑞玉后来也没有再嫁，西安事变后在贫困交加中去世。张学良晚年大谈女人，却并无一字提到她。
　　
　　张学良的另一个相好唐怡莹，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她是满清贵族，是皇弟溥杰的前妻，是珍妃、瑾妃的侄女。张少帅并没有在她那里占到太多便宜，故而念念不忘，晚年忆起她时说：“她聪明极了，混蛋透了。她要不是坏蛋，那我就会娶她的”。据张学良说，唐怡莹老早就看上了他，从报上搜集有关他的报导，搞了一大本剪贴。于是张学良就跟她偷情。溥杰也知道这事，没怎么样，起码是没有对张学良怎么样。但是少帅后来发现唐怡莹不好了，“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完全是玩儿假的，我最恨人作假”。总之他最后跟她吹了。
　　
　　唐怡莹大约是在张学良跟前吹了不少牛皮。她父亲志锜不过是工部的一个笔帖式（秘书），但张学良到老都以为志锜是清末的驻藏大臣，这只能解释为唐怡莹是这么跟他说的。唐怡莹擅画，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不过张学良说，他发现她的画是人家帮着改过的，作的诗也是人家改过的。唐怡莹后来又与民国四公子中的另一位－－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好上了。她伙同卢小嘉把将醇王府的东西一卡车一卡车的运走，醇王载沣和溥杰远在东北，鞭长莫及。
　　
　　唐怡莹是个很能折腾的人，可惜她精彩的一生都给埋没了，是八卦史方面的重大损失。她与溥杰从来就感情不好，一直在闹离婚，但是据称是她索要高价离婚费，这个婚就一直离不成，直到后来日本人出面干涉。他们需要溥杰娶一位日本皇族，那么首先得要他离婚，所以拿着刺刀就过去了。唐怡莹只好在离婚文件上签字，钱自然是一个子也没弄到。唐怡莹坚决反对成立伪满洲国，与被迫离婚这件事到底没没有关系，我没考证出来。她后来改名唐石霞，在香港生活。
　　
　　张学良还有一位相好是当时任国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的妹妹。据他讲，两人同居了一年多。本来张学良看中的是王正廷的女儿，结果王正庭的妹妹把他抢了。他给王家寄照片，写明给王小姐，殊不知他们家里有姑侄两位王小姐。张学良晚年评论说：“那王小姐也有点傻不拉几的，不像王部长的妹妹那么聪明。”
　　
　　意大利大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女儿，在东北时受到张学良的款待，然后就喜欢上了他，张学良自己也没有想到。不过张学良在晚年强调，他与墨索里尼小姐只是朋友关系，没有别的。墨索里尼小姐积极劝导张学良戒毒，在上海时还一次一次打电话来寻问他戒毒的进展。
　　
　　张学良的口述回忆中并没有提到蒋士云女士。但他恢复自由身后从台湾去美国旅游，在纽约的蒋士云那里一住三个月，日子过得非常开心。张学良说过，他最爱的女人在纽约。人们猜测她到底是谁，反正不是宋美龄就是蒋士云。
　　
　　蒋士云是外交家蒋履福的女儿，在家里也是排行第四，人称蒋四小姐。她后来嫁给已经丧偶的银行家贝祖诒，成了建筑家贝聿铭的继母。张学良在纽约时住蒋士云那里，赵一荻夫人留在旧金山，并未跟随。据说，她后来听说少帅与贝夫人成天出双入对、情状亲密，实在受不了了，亲自跑到纽约去把张学良接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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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7 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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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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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73# flying


    民国流行大脸，与现在审美观不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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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汪伪    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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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 －1
　　胡兰成是个文人，但并不专注于学问，反而一直有心从政。可是从政这件事，如果不是真的有坚定信仰，那就得碰运气，投机得好就飞黄腾达，站错了队伍就身败名裂。胡兰成无疑属于后者。他早年钻研过共产主义书籍，后来在香港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时，还曾与中共党内一些早已失势的托派分子有过联系，试图帮助他们，所以现在有的文献说胡兰成早年是托派分子。其实他自成一家，哪派都不是。
　　
　　胡兰成混过燕京大学，但没能毕业。然后他进入社会以教书为业，但毕竟心有不甘。三十年代，抗日成为各大报章的重要主题。胡兰成在广西教书时有一位同事，后来在亲汪精卫的《中华日报》任职（那时汪还没有脱离国民党），胡兰成就给这个报纸写文章。文章很有份量，被日本报纸转载。此后胡兰成就升任《中华日报》主笔。抗战正式爆发后，他又转到香港，出任另一份汪系报纸《南华日报》的编辑。在那里他撰写了著名的《战难，和亦不易》，后来被视为卖国文章。此文被陈璧君看中。后来汪精卫出面组织政府，陈璧君就拉拢胡兰成去政府内任职，胡并无太多犹豫，欣然受命，于是回到南京、上海，一面在伪政府做官，一面还是办报。他曾经做过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制局长。但很快他就与汪精卫产生矛盾，官并没有做得太久。
　　
　　胡兰成在汪伪政府内的经历，多少是笔糊涂账。他在自传《今生今世》里面，讲到替汪精卫效力的前后经历，用的是标题是“渔樵闲话”，极力淡化政治含义。在自传里，大量的笔墨给了女人，而且篇篇写得情义缠绵，仿佛贾宝玉现了真身。如果说他是花花公子，那绝对是有品位的、忽悠能力超一流的花花公子。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那里离绍兴不远。胡的元配玉凤是家里包办婚姻。他对待玉凤，如同那时大多数男子对待元配一样，是不怎么理睬的，自己出去做事，玉凤留在家里服侍婆婆。胡兰成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他很知道妻子在家里天天忍受相思的煎熬，但是觉得这挺美的，事情本该如此。胡对玉凤还是有感情的，玉凤早逝更让他伤感。在自传里，悼念亡妻的文字十分华丽。
　　
　　胡兰成的第二位妻子全慧文，大概是胡氏群芳谱上最倒霉的一个。玉凤死后，胡兰成孤身一人去广西教书。那时他并不想谈恋爱，但觉得身边总该有个老婆，就娶了一个，这就是全慧文。胡兰成的五位长大成人的子女中，除长子为玉凤所生，其余四位都是全慧文生的。全慧文一直跟着胡兰成，主要是照顾孩子，她与孩子们的住所是应该算是胡兰成的家。汪伪政府成立后，胡把家安在上海，自己则于南京、上海两地来回跑。对于自己孩子的母亲，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笔墨极为吝啬，大概加起来一百字不到。后人还是从胡兰成的儿子口中才了解一点全慧文的结局。她是1953年自杀的，据说死前一直有精神病。
　　
　　但是也不能说胡兰成对全慧文毫无感情。他一直没有、也不愿意与全慧文离婚。到南京后，胡兰成先与一位舞女应英娣同居，后与张爱玲同居。他与全慧文和应英娣两人一起相处并没有问题，但到了张爱玲那里就不行。张爱玲一定是要他先离婚再结婚。胡兰成的自传里对离婚之事含糊其辞，倒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交待得更明白一些，说邵之雍（胡兰成）拿了两份刊载离婚启示的报纸给九莉（张爱玲）看， “虽然带笑，脸色很凄楚。”（注释9）
　　
　　（注释9）关于全慧文，参考网文《《今生今世》里为何不书全慧文 》，作者：朱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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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 －2
　　
　　应英娣是上海的一位舞女，艺名小白杨。胡兰成与她同居，将她也视为妻子。可是在回忆录里，他对英娣同样吝啬笔墨，《今生今世》里只是写到抗战胜利后的流亡生活，讲到在香港时又碰见了她，才又写了几句，说“应小姐原是我前妻，昔年为了张爱玲，发脾气离开了我。她是个柔和硬气人，待人心思好，我问了她的别后种种，彼此敬重，如兄弟姊妹的亲。”
　　
　　胡兰成在伪政府里做着不大不小的官，但还是有自己的脾气，因而在官场上混得并不得意，写起文章来也是我行我素，不计后果，因此与汪精卫越来越不对付，到后来居然被汪精卫下来逮捕下狱。因为有日本人保他，没过多久就重获自由，但已无官可做。就是在这时候他认识了张爱玲。两人很快陷入热恋，几个月后就自己手写了个婚帖算结婚了。其时已是1944年，抗战已进入尾声。张爱玲跟他统共也没生活过几天，基本上是有名无实而且名不正言不顺，可是她这个汉奸老婆的招牌也很难再摘下来。他们的事以后还会说到。
　　
　　1945年胡兰成与另外两人去武汉接手一份报纸《大楚报》。在武汉他认识了小护士周训德，引诱小周堕入情网，再次享受恋爱的浪漫。更绝的是，他对小周全然坦白自己同张爱玲的关系，同时又把在武汉的甜蜜感觉一字一字写下来，说给远在上海的张爱玲知道。这两个女人怎么处理这段多角恋呢？在回忆录中胡兰成是这么写的： 『小周我与她说张爱玲，她听着亦只觉得好的。我问她可嫉妒？她答：“张小姐嫉妒我是应该的，我嫉妒她不应该。”她说的只是这样平正，而且谦逊。』又说：『我与爱玲说起小周，却说的来不得要领。一夫一妇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要避嫌，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嫉妒。』
　　
　　很快，日本投降了，胡兰成府从武汉亡命出逃，躲到了江浙一带的乡下。在浙江丽水，他与一位寡妇范秀美同居。范秀美是胡兰成年轻时的同学斯颂德的父亲的姨太太。胡兰成这才避祸，就是去投靠斯家，投靠着投靠着，投靠到斯家已故老太爷的姨太太的床上去了。胡兰成再次对女人交底，向范秀美坦诚交待自己和张爱玲、周训德的关系。在回忆录里他写到：『秀美也是个会吃醋的，她道“我惟有这桩事情小气。”但她不妒忌爱玲与小周，这原是她对人事的现实明达知礼，而亦是她的胡涂可笑。她明知我有爱玲与小周，当时她却竟不考虑，因为她与我只是这样的，不可以是易卜生戏剧里的社会问题，甚至亦不可以是禅问答。她这样做，不是委屈迁就，而是横绝一世。』
　　
　　胡兰成在逃难期间，有一个愿意做自己老婆的女人来照顾他，那还是非常管用的。胡兰成在自传里也承认对范秀美有利用之心。在这段时间里，张爱玲冒险去了一趟温州，一来看望胡兰成，二来是要听胡自己表个态，在小周和她之间到底选择哪个。结果张爱玲悲哀地发现，一个小周还没搞定，这边又来一个范秀美。ORZ
　　
　　后来张爱玲给胡兰成写了绝交信，又给了一笔钱，也算是好聚好散了。小周后来也结了婚。1950年，边境卡的还不是很紧，胡兰成去了香港。在那里他又见到了佘爱珍，算是故人相见了。不久胡兰成去了日本， 又勾搭上日本房东的妻子一枝。在《今生今世》里，又花了好多篇幅写这位东洋女子。她家里比较特别，是女婿入赘，家里是一枝的养母说了算。胡兰成住在一枝的家里，没几天就把她当成自己的老婆一样对待了，『我是陋巷陋室亦可以安住下来，常时看见女人，亦不论是怎样平凡的，我都可以设想她是我的妻。所以我心里当一枝已是我的妻倒是真的。一枝每去买小菜回来，总带一串葡萄回来与我，是用的她自己的钱，这份私情就值千金，况又两人这样天天在一起，还不是夫妻是甚么。』
　　
　　1954年，佘爱珍从香港去了日本，与胡兰成结为夫妻。《今生今世》里面不但有大段篇幅讲佘爱珍，而且有很多文字讲她的前夫吴四宝以及他的子女。舍爱珍是最后一位在《今生今世》一书里被胡兰成视为妻子的女性。（注释10）
　　
　　（注释10）胡兰成的女人们，参考网文《胡兰成爱过的八个女人》，作者：海的女儿（新浪网娱乐八卦论坛）。这篇文章是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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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 －3
　　《今生今世》里面讲了八位与胡有夫妇关系的女子，实际上在他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还不止这些。就是同一本回忆录里的记载，没有搞到手的女人起码还有两位，一位是同学斯颂德的妹妹斯雅珊。那是他年青时的事情。但是他住在斯家，人家对他好吃好招待。结果他看上了正在念中学的16岁的雅珊，『我彷佛存起坏心思，虽然并未有事。我是在她家这样的彼此相敬，不免想要稍稍叛逆。原来人世的吉祥安稳，倒是因为每每被打破，所以纔如天地未济，而不是一件既成的艺术品。』此事的结局是雅珊的哥哥后来写信给胡，让他走。他也就走了，并未破脸。多年后他避难又找到斯家帮忙，与斯家姨太太范秀美同居。
　　
　　还有一位女子李文源是胡在广西教书时认识的，两人的较量很有意思。胡兰成说，这个李文源是共产党员，北师大毕业的。因为学校里还有个男同事追求李文源，追求不到，怀疑李文源对胡兰成有意思，就故意拿话去激胡兰成，问胡敢不敢跟她亲嘴。
　　
　　胡兰成回忆说：『我明知他是想要坑陷我，偏接受他的挑战，也给他看看人害人害不死人，除非是天要除灭人。我当即起身到女生宿舍那边，一直走进级主任先生李文源房里。...... 她正洗过浴，一人独坐，见我进来起身招呼，我却连不答话，抱她亲了一个嘴，撒手就走了。』
　　
　　李文源给胡兰成搞了这一下，还以为胡对自己真的有意思。结果那个男教师跑去对小李说，胡兰成是为了打赌才这么干的。李文源很生气，就去告了校长。胡兰成对李文源告状一事很不满意，『但我从此看不起李文源。心里想你既告诉，你便是个没有志气的。』胡兰成又在回忆录里总结到：『我对李文源这件事，说坏也坏，说好也好，但我等于吃了鸠摩罗什的一钵针。』
　　
　　事件的结果是胡兰成和李文源在学期结束后都被解聘了。胡兰成又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教书工作，李文源那时对胡兰成还是很有意思的，主动提出要跟他一起去，意思大概是准备以身相许了。但是胡兰成觉得她不适合做妻子，没答应。胡后来听说李文源嫁给了一位师长。
　　
　　胡兰成的侄女青芸（大名胡青雨）也是个回忆录里多次提及的人物。毕竟是晚辈，胡兰成尚不至于乱伦，但是却把她从家乡叫到上海来帮自己管家。
　　
　　台湾有两位学者李黎、张伟群，是张迷兼胡粉，在前几年竟然找到了青芸，对她进行了采访。见到青芸时，她已是位九十高龄的老太太，但脑筋还非常清楚。从这次采访中，人们又听到一些关于胡兰成的事情，是他书里没有写的。比如，胡兰成的妻子全慧文有神经病，很多事情处理不好，这才请了青芸去上海帮助管家。那么全慧文的神经病是怎么得的呢？青芸说，是胡在去南京（伪政府）之前在香港的那段时间里落下的病，也是因为女人：『这个女的，香港人，看见胡兰成，“侬好，侬好”，挨在胡兰成身上，全慧文从窗口看见，心里难过煞了，毛病就这样发起来了。』
　　
　　据青芸说，到上海后，全慧文经常同胡兰成吵闹，胡在家里无法静下心来写文章，干脆搬出去住了，就在这段时间与应英娣正式同居。青芸又透露了一件事，就是范秀美堕胎。范秀美有一次一个人忽然来到上海，实际是为堕胎而来，但是身上根本没钱。胡兰成就写条子，一张写给青芸，让她照顾秀美，一张写给张爱玲，让她拿点钱出来。结果青芸跟张爱玲都很够意思，青芸不说了，偷偷帮范秀美去联络做流产的医生护士，而张爱玲看见胡兰成的条子（她不知道秀美是来打胎的），二话没说就把了一只金镯子出来，让青芸拿去换钱。
　　
　　胡兰成并未忘记自己留在大陆的亲戚们，从外面一直是寄钱回来，直到文革。（注释11）
　　
　　胡兰成后来在台湾，受到作家朱西宁大力推崇。朱西宁的两个女儿朱天文和朱天心成为胡兰成的女弟子。
　　
　　（注释11）对胡春雨老人（青芸）的采访，参见《今生春雨，今世青芸》，作者：李黎。原文刊登在2005年5号《印刻文学生活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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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男作家·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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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张幼仪 1
　　说徐志摩的婚恋故事，首先要说他与张幼仪的婚姻。这是一段包办婚姻。既然是包办，那就先说说徐、张这两个大家庭。徐志摩出生在老家－－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硖石这地方因徐而出名）。他父亲徐申如是个成功的商人，是硖石商会的会长。不过徐家虽然有钱，毕竟算不得书香门第。徐申如对这一点总是引以为憾，所以对独子徐志摩的读书之事抓得最紧。
　　
　　张幼仪出生在上海郊区宝山县，她的爷爷做过前清的知县，她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但以行医为业，一度非常富有，但后来家道中落。张家兄弟姐妹一共12人，基本上都成才了。特别是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张嘉森）和四哥张嘉璈，都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要职，把这个家族又撑了起来。
　　
　　不过亲事能够缔结，主要还在于徐志摩的个人魅力。他在少年时代就才华出众，在杭州念中学时，被张家的四哥张嘉璈相中。那时民国刚成立两年，张嘉璈是浙江都督府的秘书。他看到徐志摩写的一篇作文，就动了心要把妹妹嫁给他。从很俗气的角度看，徐家有钱，张家有地位，所以两家都特别乐意拉上关系。张嘉璈写信去向徐家说亲，徐申如立刻就答应了，说能有这样的儿媳是徐家的荣幸。女方这边，张幼仪的母亲也急着嫁女，她请人查看两人命理，发现八字不合，居然把女儿的出生日期往前推了一年，硬给凑合上了。这样着急，可能与张幼仪的一双大脚有关。幼仪小时候也被缠足，但只缠几天，就由哥哥们出面干预，让她免了这趟苦刑。可这一双大脚无疑会成为母亲的心病。现在肯有婆家要她，还不赶紧？
　　
　　徐志摩为了孝顺父亲，勉为其难地娶了张幼仪。那么张幼仪怎么想呢？从她以后一生的表现来看，她对这个婚事没什么想法，坚决服从家长们的安排。
　　
　　徐志摩与张幼仪在1915年结婚。婚后他长期在外求学，先是去北大，后来又去美国。1918年他与张幼仪的长子出世，几个月后他登上了开往美国的客船。1920年，徐志摩在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想拜在一个洋大师门下好好做点学问。他选中了在英国剑桥任教的哲学家罗素。为此徐志摩放弃了在美国拿博的机会，转而去了英国。可惜罗素偏偏在那时离开了学校。
　　
　　徐志摩拜不成名师，心情相当沮丧，只好进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但两个月后，他经过名人的推荐，转入剑桥大学的King's College。名义上他是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可实际上他那时开始迷上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雪莱、济慈的诗歌。徐志摩这人骨子里是要浪漫的。少年时代立下雄心大志要救国救民，所以出国留学选的专业不是政治就是经济，父母大人也高兴。但是到了英国，他终究要回归本性，做个诗人。
　　
　　也正是在1920年秋的这段时间，徐志摩的情感经历也峰回路转。他与林徽因初次相识，与此同时又给家里写信要把张幼仪接出来。给老爸的信写得言辞恳切，貌似很想媳妇，所以徐家就安排张幼仪去英国夫妻团聚了。但是经专家考辨，徐志摩催家里把幼仪送出来，是受了张君劢的催促，未必是他真的想媳妇（注释1）。从张幼仪这方面来说，这次团圆之旅一步步演变成离婚的噩梦。
　　
　　徐志摩的浪漫恋爱，是民国人物给后人留下的一笔精神遗产。那么他与发妻之间感情到底如何呢？以前徐志摩的朋友们总要宣扬说他们还是有感情的，只因徐志摩一心要追求自由，才说服张幼仪离了婚。按胡适的说法，两人离婚后交流还更多了。
　　
　　但是当1997年，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编写的《小脚与西服》出版后，徐志摩的形象很被颠覆了一下，他对发妻的寡情薄义在书中表露无遗（注释2）。按张幼仪的说法，徐志摩从一开始就瞧不起她，说她是个乡下土包子。新婚第一夜，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婚后徐志摩外出求学，更少与她交流。稀奇之处在于，张幼仪并不是真的土包子，婚前一直在洋人的学校里念书，要不是因为结婚，还会继续念下去。她甚至拥有一双天足。徐志摩与几位舅爷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当年在北京求学时，正是张君劢把徐志摩介绍给了自己的恩师梁启超。但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徐志摩就是不喜欢张幼仪。
　　
　　张幼仪出国后，夫妻二人隔阂更深，关系更糟糕。他们在学校附近的小镇沙士顿住下来后，张幼仪一心想学习，结果发现自己成了保姆（有时还须陪床，不然不会第二次怀孕）。徐志摩平时不着家，但吃饭还是要回来吃。张幼仪猜测徐志摩在外面有了女人。但是她那时想法还很传统，想着自己的主妇身份不会动摇，只不过是要接纳丈夫的一位姨太太。
　　
　　（注释1）徐志摩研究专家韩石山先生就是这么看的。
　　（注释2）《小脚与西服》这本书的内容或许有偏颇。原著是英文，执笔者是张幼仪的侄孙女，书中有一个暗含的主题，就是要揭示那个时代中国妇女的遭遇。所以说这是一本有明确写作目的的书，取材是围绕“妇女受苦受难”的中心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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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张幼仪 2
　　
　　徐志摩很快就向张幼仪透了底：他要的是离婚。哪怕是有了孩子，把孩子拿掉也要离。张幼仪的震惊可想而知：她有什么过错？怎么忽然就要被休掉！
　　
　　在《小脚与西服》一书里，张幼仪对徐志摩在离婚前后施之于她的冷暴力说得比较详细。比如徐志摩要她打胎，张幼仪说打胎可能危险，徐志摩回说：坐火车还危险呢，难道人家就不坐火车了；比如徐志摩忽然找来另一位姓郭的留学生与他们同住，根本不跟她商量；再比如徐志摩有一天忽然通知张幼仪说晚上要带一个女同学“明小姐”来家里吃晚饭。可怜的幼仪以为这个明小姐就是丈夫未来的姨太太，虽然倍感郁闷，还是大度地接待了她。结果就是这天晚上，吃完饭徐志摩把明小姐送走后回得家来，就高声宣布他打算离婚。
　　
　　张幼仪当然不肯离婚。于是一个星期之后，徐志摩一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把怀有身孕的幼仪孤零零丢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房子里，再也没有回来过。徐志摩再度出现在她面前时已是半年之后的1922年3月。他是神采奕奕，而她则刚刚结束了一次屈辱的生育（次子徐德生尚未满月）。徐志摩要见她，依然是为了离婚，见面无非是要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张幼仪发现徐志摩对自己毫无愧疚，看上去春风得意。当她终于在协议上签了字，徐的朋友吴经熊、金岳霖当着幼仪的面，立刻向他表示祝贺。徐志摩还洋洋得意地宣布：“你张幼仪不想离婚，可是不得不离，因为我们一定要做给别人看，非开离婚先例不可。”这种铁石心肠的表现放到今天来看相当之极品，不过在当时自有它的背景。学者韩石山分析说，那时节在欧洲的留学生专门以拆散婚姻为乐，破掉一桩包办婚姻，就是一件成就。
　　
　　在被遗弃的这半年里，张幼仪仿佛鬼门关前滚过一遭，全靠她二哥和七弟的帮助才挺了过来。但她劫后重生，从此走上自立自强的道路，在德国完成了学业（幼儿教育专业）。这期间她还经历过一次巨大打击，就是德国出生的次子在3岁时夭折。张幼仪在完成学业后回国，起初在东吴大学教过一阵子德语，随后又进入商界，做过上海第一家妇女储蓄银行的副总裁（那时她四哥张嘉璈已是上海滩有名的银行家），也做过云裳服装公司的老板。张幼仪是一个女性自强自立的典范。
　　
　　这场婚姻是徐、张两家人的事，两家亲戚对离婚都万分难过。徐申如夫妇护着儿媳，大骂儿子。《小脚与西服》一书里说，徐志摩刚刚离家出走的那阵子，幼仪一个人恐慌地住在家里，忽然有一天，一个叫黄子美的人上门拜访她，把必须离婚的意思说给她听，同时又提了一个古怪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据韩石山分析，黄子美是徐申如的朋友，他向幼仪传达的不是徐志摩的意思，而是老爷子的意思。后来徐申如夫妇把张幼仪认作干女儿，又让她管家，到最后连陆小曼的生活费都由她经手。
　　
　　张家这边呢，几个兄弟都要求张幼仪打落门牙和血吞，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二哥张君劢听说要离婚的消息，对幼仪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多年以后，当晚辈张邦梅写《小脚与西服》这本书时，她的爷爷、也就是幼仪的八弟张禹九，还叮嘱孙女别把徐志摩写得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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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仪对徐志摩那能叫爱情吗？
　　很多文章说，在徐志摩生命中那些女人里面，数张幼仪对他爱得最浓。张幼仪虽然与他离婚，但仍是徐家的媳妇（后来的名义是养女），是徐志摩的儿子的母亲。她为徐家二老送终，把儿子抚养成人。张幼仪在五十多岁时再婚，丈夫是一位医生，那时儿子已经成家了。徐志摩一直没有从她生命中消失，台湾的《徐志摩全集》最终是在张幼仪的策划之下得以出版的。
　　
　　《小脚与西服》里面的一段话被人们反复引用，做为张幼仪自己承认最爱徐志摩的证据。书中的张幼仪对张邦梅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子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其实这段话充其量表达出张幼仪的茫然－－如果不是明目张胆地抱怨的话。她对徐志摩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出于责任。张幼仪虽然赶上现代化的大潮，从大少奶奶变成了一位职业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她的信念仍然非常传统，生是徐家人，死是徐家鬼。小脚与西服的矛盾在她身上并没有解决。她对徐家的尽到了媳妇的责任，对儿子尽到了母亲的责任，对徐志摩本人也还尽可能地尽着妻子的责任......在徐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子里面，肯定是她最尽责。
　　
　　但是她恐怕到最后也没有理解徐志摩为什么铁了心要离婚，或许是不愿去理解。徐志摩无疑是有负于她，但这种辜负与普通的变心、劈腿之类毕竟不同。徐志摩追求的是自由恋爱，坚决拒绝没有爱情的婚姻。他给张幼仪写信劝她同意离婚，说：『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
　　
　　张幼仪始终认为徐志摩要离婚是因为心里有了别的女人，具体说，就是林徽因。从《小脚与西服》一书可知，张幼仪到晚年仍是这么看的，而且不忘记揶揄志摩一下。她回忆那天去吴经熊家签离婚协议时的情形，说徐志摩当时非常着急要把这事办妥，说：“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可见前面信上说的什么自由啊、奋斗啊都是幌子，他不过是想快点把林徽因弄到手。后来林徽因并没有嫁给徐志摩，而是与梁思成缔结连理，对这事最生气的恐怕就属张幼仪了：我都把位置让出来了，你怎么还不跟他结婚？因此张幼仪并不吃陆小曼的醋，对林徽因却一直耿耿于心。
　　
　　张幼仪怕是太小看徐志摩了。他闹离婚绝不仅仅是因为第三者插足，虽然那也是动力之一－－况且，林徽因到底有没有跟徐志摩谈过恋爱尚无定论。徐志摩是看得离婚行动的革命性，并且旗帜鲜明地向世人亮出这个姿态。包办婚姻可耻，自由恋爱光荣，他亲手砸碎加诸于自己的包办婚姻，是以身作则改变中国落后风俗的实际行动。
　　
　　民国时期，打着追求自由恋爱幌子抛弃发妻的男性，好似春天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但并非人人都那么光明磊落。大多数男人是模棱两可的，元配妻子照旧供在那里，同时也娶个新式妻子，只不过这个后进门的新老婆决不同于往日的妾，而元配妻子与旧式的正室夫人相比，家庭地位是从天上跌到了地下。远的例子不用举，就说徐志摩的朋友郁达夫，与元配妻子孙荃就从来没有办过离婚手续，他跟新式老婆王映霞吵架气不顺了，偶尔还会回到元配那里住几天。再比如鲁迅，和许广平始终就是同居，不是结婚。比这些作家晚一辈的张爱玲后来写了小说《五四遗事》，又名《罗文涛三美团圆》，就是调笑这种不彻底的革命。
　　
　　革命的行为未必总能在道义上站稳脚跟。徐志摩自己痛快革命、让发妻承担牺牲的行为，很有令人不齿之处。而鲁迅宁愿忍受毫无爱情的婚姻，不愿意让朱安失去唯一的庇护所，又何尝不是敦厚仁爱的表现？但志摩敢于引领时代潮流，毕竟是个有担当的人，甘愿承受随之而来的责难。他不但协议离婚，而且在签字半年多之后公开在报纸上刊登了声明，此举被认为是民国时新式离婚（也叫“文明离婚”）的第一次案例。那是1922年11月间的事，离婚通告登在他老家的刊物《新浙江·新朋友》上。徐志摩还给这则启事配了一首诗《笑解烦恼结》，同期发表。此诗还有个副标题叫“送幼仪”，大概是他写给张幼仪的唯一一首诗歌。诗的最后一节说：
　　 如何！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
　　 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
　　 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
　　 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
　　 消除了烦恼！
　　
　　张幼仪的烦恼结却是终生没有解开。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把自由恋爱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中国本来是没有自由恋爱这个传统的（西方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民国后虽然旧式婚姻面临淘汰，以爱情为基础的新式婚姻成为正途，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才算恋爱。徐志摩是现代爱情表述的先驱者之一，对普及恋爱文化功不可没。他离婚后，老师梁启超写信来责备他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又说爱情可遇而不可求，徐志摩就回信写下那句著名的爱情宣言：“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