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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不遂愿，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先倒了。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被指责为保护、支持“保皇派”。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甩了出来。揪出王、关、戚，被称为是文革的第四战役。之前，还有个所谓反“二月逆流”，叫第三战役。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本禹不行了，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1967年9月26日，陈、江两人出席群众大会讲话。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象腔。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象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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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没几天，10月6日，孙泱就被害死在被关押的人民大学教学楼地下室。孙泱至死不屈，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朱老总自己的境况，至少也不能说是如意。远的不说，文革一开始，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围攻，这是极左势力布置的一着棋。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离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这之前，周恩来于那年1月8日逝世。三人前后相差仅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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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维世之死
讲到孙泱，就不能不说到孙泱有个才貌双全的妹妹孙维世，周恩来的养女，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她在延安时的风采就被江青所嫉恨。孙泱兄妹为四人帮所不容，这也是原因之一。孙泱死后，孙维世向毛泽东写信申冤，说江青害人太多，要求停止她的政治活动。建国初，毛访苏时，孙是俄语翻译组长，他们之间是很熟识的。但这封信落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狂怒，拿着逮捕证找到周恩来，大骂周纵容干女儿反对她，还当众撒野，居然都动了手。当时江青放肆到什么程度，笔者在此都不便于说。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当时逮捕一些特殊人物，要周恩来亲笔签字）。
孙维世被捕后，在狱中表现刚烈而受尽摧残。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人说，对孙的每次审讯都是一场蹂躏。只一年时间，1968年10月16日，孙维世惨死在北京看守所五角楼。死时赤身裸体，遍体鳞伤，双手戴着手铐，头上还插着一根钉子！（请见《孙维世之死》，作者：司马荒原，发表于“博客中国”，时间：2010年1月19日〈10：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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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锡奎之死
遭到厄运的，不但有现任校领导，连1964年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原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也未能幸免。
胡锡奎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被捕，关进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持斗争，曾被三次判处死刑而不惧，是当时狱中党支部负责人之一。1936年，经中央同意，这批同志办理手续后出狱。这就是文革中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胡锡奎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个特殊的事情。1944年，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宣传部长的他，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一起，编辑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就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革命者，文革中照样受到极左势力的无情迫害，并在北京和西安之间拉着来回批斗达百余次，包括来人民大学。即使这样，他还是最早愤起揭发陈伯达的问题，结果遭到逮捕。七十多高龄的他，在狱中，不但得不到起码的治疗，而且还不允许使用真实姓名。1970年10月23日，悲惨地死于监牢。临死，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还悲怆地连连呼唤自己的名字：“胡锡奎，胡锡奎，胡锡奎……”但结果还是以无名尸焚烧，最终尸骨无存，不知魂散何处。
一个曾被国民党三次判处死刑而没死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地死在了自己的监狱里。
改革开放后，1979年1月25日胡锡奎的追悼会，由胡耀邦作悼词。然而，他的骨灰盒里，放着的却是他的一个印章。
（部分资料来源于：“胡锡奎”，梁柏青，《孝感市文史资料第三集》，198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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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阚玉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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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迫害的恶浪还殃及到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也在这年惨死。那时妄加罪名，到了不讲任何道理的地步。只要是学俄语的，那就是修正主义苗子。要是去过苏联学习的，那更是苏修特务，至少也是苏修爪牙。
阚老师死后，他的岳母徐克峻为照顾他妻子赶来北京，也遭造反派批斗。一年后，1968年，死于非命，横尸北京街头。这位不幸的老人，却是位革命的老人。她是云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1934年赴苏，1936年就被斯大林政权押至西伯利亚劳改伐木，长达八年，后因身患重病改去纱厂劳动。建国后，经蔡畅等人出面，才于1951年回国。谁知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公。（请见《蒙化早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李连海，《大理日报》，2008年9月24日）
这类被妄加罪名、迫害致死的事件，在全国又不知有多少多少。举个例，1968-1969年间所谓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惨死了多少人！这是有案可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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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血腥武斗
（1）攻打红楼
斗过了牛鬼蛇神，斗过了学术权威，斗过了当权派，还斗谁呢？那就是造反派（反正大家都自称为造反派）之间为争权争宠相互斗了。再加上江青又发出了“要文攻武卫”的号召，于是最血腥的面对面杀人的武斗开始了。
人民大学第一场大的武斗，就是发生于1967年11月的攻打红楼。
此红楼，非贾宝玉的“红楼”，而是人大校门口西北侧的单身职工楼。
打它干什么呢？
“人大三红”在东南角的控制范围主要是东风楼的三座楼，和留学生楼、教学办公楼（这些都是当时的叫法），基本上一字排开，无法形成防御体系。于是，要攻占东风楼北面的红楼。攻击是傍晚开始的，用的是砖块木棒。对方在楼内退至二楼抵抗，这一方也没有采取登梯强攻，双方形成对峙。
晚上，灯光大亮。双方的群众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线后面，高声呐喊助威。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喊声中，本方人员一次次地向红楼冲锋，楼上则雨点似地抛下事先准备好的砖块杂物。每当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哗哗”从半空堕落，嗷嗷的呐喊声就爆发出一阵高潮。一些同学则“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捡起地上的砖块往上扔，想为攻势添把力。但要攻下一座楼谈何容易。对方楼上的人员，因无路可退，抵抗也很顽强。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为此往返数次。即使有冲进楼内的，也很难坚持，又跑了出来。一个个伤员，被扶了回来，路上洒下了点点血滴。这种情况，真要强攻，伤亡必然很大。从现场来看，双方的指挥还算比较克制。可能是对方考虑到他们的区域较大也较为分散，难以分兵把守。最后，双方停火，攻方后退，守方撤出。“三红”从一条单薄的防线，形成了有几个楼可以互为犄角的“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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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装对峙
但是，武斗不可能带来“安全”。为了防备对方的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宿舍楼，也都是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等堵死，二楼只留半扇窗，楼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个人勉强能过，这样大大增加对方可能的攻楼的难度。
又为了防备对方偷袭抓人，平常下楼出去，那怕是上食堂打饭，都要扛上根长矛。那长矛，是把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截成两米长，一头磨成极锐利的尖刺。据说那东西比刺刀还好使，刺中对方后，血从管内喷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进人体后因有血肉的压迫,有时很难拔出，甚至出现卷曲。
防备在全方位地进行着。连我们的宿舍，也有了张不知从哪儿来的弓箭，说是可以在对方攻楼时派上用场。我试了下，要拉开弓还真得费点劲。朝着门上，拉了还不到一半，“砰”的一声，真厉害，那箭头把门板都打穿了。不过，我知道，真要到那时候，还没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到了。
校内没有下手机会，双方又到校外抓捕对方人员。有次，我们系有几个同学上市里去贴大标语，被对方巡游的大卡车碰上。里面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一位个头小，没引起对方注意，以为是围观群众。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躲开一劫。而另一位同学则没有那么幸运，被对方抓走，结果挨了打，不但受了皮肉之苦，也受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出了这种情况，抗议和交涉都是没有用的。只有也去抓对方人员，还得抓得更多，打得更狠，还逼着悔过，而后在喇叭里播出。这都成了什么世道？隔了一段时间，双方还要交换“俘虏”。这情景，《革命四十年》里也都有描述。“俘虏”们被扶着、抬着放出来。双方的仇恨，也越积越深。我们班那位同学几天后被放了出来，虽未伤及要害，也是累累伤痕，神色怆然。我们看着都很心疼，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随即由两位女同学陪护去医院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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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武斗既有了开端，渐渐地也就不断发生了。
“捣毁野猪林”。
“三红”除了在东南面有一个控制区域，在西面还有南五楼、南五处的一片，两个区域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可大路的北侧有片不大的松树林，林中有个体育用品房，常被对方当作埋伏武装人员之处，用来偷袭伤害这一边的过路人员。于是这一边就要铲除这一隐患。那天下午，先是手持棍棒长矛的“武斗队”冲入树林，把那小板房彻底砸了。对方也没有人在那儿。里面的体育用品，就往回搬到教学大楼里堆起来。搬东西的事，没有人提前通知，也没有人组织指挥，大家见状都纷纷主动跑来搬。整个过程，动作很迅速。我正好碰上，也去一手抱一个球，一次拿两个，急急忙忙地跑了两趟。心里还在想，这也是在保护国家财产?
因为有这片松树林，所以这次动作，称之为“捣毁野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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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在西面的校办工厂打了一仗。那工厂里有一些机床，成了对方制作刀枪的“兵工厂”。那次行动是在晚上，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大概是双方的经验和准备都不足，对方几乎没有抵挡就放弃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伤亡。听说对方有位工人师傅，面对长矛的尖刺还慌不择言、跪地哀求：“我家还有三个老婆、一个孩子哪，放过我吧。”那一阵还把这当作笑料来传，其实那也是几滴辛酸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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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血染操场
暴力之火是不能随便玩的，一点小小的无意的火花，说不准就能酿成大祸。当然，大的形势是全国也进入了一个武斗高峰期。就北京高校而言也是这样，1968年4月起，清华的“井冈山”和“四•一四”之间开展了一场真枪实弹的“百日大战”，前后竟然死了18人。
也就在这时，68年5月，一场空前的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控制区的交界处挖壕沟、拉铁丝网。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像是朝鲜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到出动“武斗队”拼杀。
这时的“武斗队”员装备已经非同一般了。每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帽沿下面连着铁丝编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铁皮剪成的铠甲，铁皮下都垫着书本。那时的铁皮有的是，到处都是毛的语录牌，正好用上。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个古代的武士，浑身上下冷冷的，连从铁丝罩后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他们的成员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级的同学，以转业军人居多，“战斗力”比较强。有次，他们就在我窗外的楼下操练，双双对刺。尽管是全身铠甲，脸前有铁丝罩保护。不料，还是有人当场受伤，被对面的尖刺穿过铁丝，打掉了门牙，嘴巴鲜血直流。要是真的拼杀，会是什么结果？所以，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呢？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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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是第一辆还是最后一辆，我不清楚。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劫持。
这一夜，开始是异常的寂静，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到半夜时分，突然，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国际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我们一听，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个个都面面相觑。后半夜，传来话说，“有你们班的一个”，我们大惊。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改了叫陈刚，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我们还都抱着希望，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总觉得不会是他，但愿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得到了确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后来听说，那天对方还抬着他们的遗体上街游行。可是，这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后来听说那天的情况是，对方第一线的“部队”顶不住，回撤过快，把他们原在后面的非主力人员反而闪在了前面，而遭此不幸。事后，因为是群众组织，没有经济能力，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更可怜的是，他的妻子还怀着孩子，远在家乡还来不了。在这一边的我，虽然不能为他送行，几十年来，他却始终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给每个班讲课，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都要讲这件事，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九十年代的一天，我讲完后，下课时，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对我说：“老师，你讲的，就是我的叔叔。”直到现在，我每次领工资的时候，总在想，我拿到了不管多少这一叠钱，可是他呢？他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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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最不应该、最令人痛惜的是，在这次的三位死者中，竟然有一位是女同学。她真的是奋不顾身地上去抢救受伤倒地的同学，却也被刺杀了，被活生生地刺杀了，永远地倒在自己母校的操场上。她是我们班一位同学的老乡，还来过我们宿舍几次，能记起她的模样。我不是现场目击者。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些带血的长矛是怎么刺进一个女孩子单薄而柔弱的身躯，一枪又一枪。
哭泣吧，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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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还在继续。人大在武斗中，先后死了五个同学。死亡人数，仅次于1989年的那件事。而学校领导和老师被迫害致死，还在不断发生，至今也不知道确切的数字。连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如我系的吴景超教授、法律系的何思敬教授等也相继被迫害致死。这年7月10日，周恩来给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写批示说：“这类被打致死，或系自杀，或系被人灭口，人大最多。我建议，公安部转告（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专门机构，追查此类事件，总要查出一个究竟。否则，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可以私捕私抓，打人致死，专政机关置之不问，决非善策。”（请见：《中国人民大学纪事》，校史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不知这批示，后来起了怎样的作用。
小说《革命四十年》中也有类似的武斗场面，但人物、情节、场景的安排与本文完全不一样，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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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勿忘前事
人大的武斗，放在全国范围的武斗狂潮中，只是个小小的浪花。全国在武斗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数字。死了那么多人，竟然连个准数都没有，每念于此，痛彻心肺。我们能对得起那几十万、上百万的冤魂亡灵吗？举个例，就是1967-1968年间，广西两派的大屠杀，尸体都漂到了香港的海面，引起了世界震惊（请见：《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这些死者绝大多数是普通工人农民。有网友说，文革是少数知识分子受到冲击，是他们老是在叫。不是的。在文革中，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遭了殃。甚至是那些造反派人物自己，大多数也没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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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上还有些人想跃跃欲试，怎么没赶上文化大革命，要不也能放手表演一番，那多痛快。天真了，太天真了。文革中跳得高的人，不是被对立一派打下去，就是被自己这派内部搞掉，更有各级公检法抓了多少批的“五一六分子”。即使混到文革结束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抓“三种人”，又搞掉了相当一部分在基层单位的极左分子。想说明的是，这样的组织清理并不够，思想清理更是远远不够（补充一点：在抓“三种人”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地方趁机整另一派，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当然，搞掉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极左，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价值了。也有剩下来混得不错的，但那也不是因为他是极左派，而是另有原因，另有背景。你信不？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天真的问题了。那个“左”得并不可爱的孔庆东日前（指2010年11月24日）在“第一视频-坐视天下栏目”中居然口出狂言：“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因为这些记者太坏了。”（请见：2010年11月28日《现代快报》，《北大“表演系”教授孔庆东的“硬气功”》）因为他认为记者坏，就可以排起来枪毙掉，一个也不心疼。不要以为这是意气用事、一时失态。作为一个学者，他完全知道，在整个社会不断完善民主与法制的大趋势面前，在党中央全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巨大努力面前，这种激化社会矛盾、恶化社会气氛的胡言乱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张嘴就扬言要“枪毙”， 这是“醉俠”吐真言，不能不叫人警惕。
他在那里面还挑动群众：“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他们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出处同上）
动不动就打着革命的旗号，动不动就打着维护领袖形象的旗号，想用这种办法来堵住别人的嘴、进而搞倒别人，这是某些人的惯用手法。恰恰就是他们在损害革命、破坏革命，恰恰就是他们在领袖人物出现错误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去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让领袖人物犯更大的错误，让人民群众遭更多的殃。这种伎俩，在十年动乱中，我们见得还少吗？
时至今日，还搬出这一套，能骗得了谁，又吓得住谁呢？历史的步伐已经不可改变，不管极左倾向和既得利益集团再怎么出来搅乱。正如温家宝wen总理2010年9月23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主持人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说：“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是无法阻挡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已经作了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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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革感受
经历文革的感受：（1）痛恨极左路线。在校期间，只是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前两年，就深感极左路线给国家、给民族、给社会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看透了林彪、四人帮等极左势力大搞法西斯主义、大搞军国主义，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的凶恶本性，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大灾难，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一场闹剧、丑剧、悲剧和惨剧。对此，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除了四人帮及其走狗）都深受同感，深切体会到那是个人妖颠倒、群魔乱舞、杀人如芥、冤案无数的黑暗岁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革总结时说，十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这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痛，就像南京大屠杀，就像4•12政变，就像鸦片战争，就像焚书坑儒。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它都将沉重地写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永远撕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