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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各位朋友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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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走出校门
离校的情景，终身不能忘。是我自己一个人孤独地背着所谓行李，一步一步走出校门。记得很清楚，那是夜里，路上空寂无人。校门的顶上有盏灯，就在跨出校门的一刹那，脚下突然有了身影。我知道，学生时代就此结束，这就将永远告别人民大学，不知何时才会再走进来。越往前走，脚下的身影越来越长，渐渐地融进了不可知的茫茫的黑夜。
徐志摩有首诗，说，我轻轻地走了，就像我轻轻地来了。而我是，我很认真地来了，却轻轻地走了。
那一夜，在列车上，我流了鼻血，流了那么多的鼻血，用了很多张纸来擦。而在这之前，我从没流过。但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那时是满心的焦虑、满心的热燥，不知道这一步踏下去将是什么，是尖石还是泥沼。任列车在黑暗中前行，把我带向一个可知又不可知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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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年，就这样结束了。这六年（和它的后续），从角色讲，先后充当过课堂里的学生、社教工作队员、红卫兵小将、部队农场的五七战士，真是“别样风情、丰姿多彩”，是辛劳、是财富，也是代价。
这六年，从行业讲，工农商学兵，都沾了边，就是“商”差了点。如果文革晚来两个月，也就能去海淀百货商店当回售货员了。但好歹也在北京街头叫卖过“人大三红报”，也算带点“商”味了吧。
这六年，从经历讲，是经过了极左势力最猖獗、极左灾难最深重的阶段。经过这场历练，真有种大彻大悟，是对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大彻大悟。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对革命事业、对党和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从来就是打着最“革命”的旗号，而实质上是彻头彻尾假革命的极左路线。
这六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使人明白了，什么叫假革命；明白了，不是把革命高调叫得震天响的人就是革命者；明白了，不是喊喊革命口号，唱唱革命歌曲，念念革命语录，就会成了革命者。那时，领袖的革命语录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时时挂在嘴上。大兴其道的革命样板戏，也是个例子（连我都能整场整场地唱下来）。钱浩亮那些人装模作样地唱着那些听起来挺革命的语句，就成了革命者了么？事实正好恰好相反。那些人所扮演的所谓革命样板戏，不过就是政治滑稽戏。真正的革命者，不是这样造就的，不是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看看从人民大学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林昭烈士、张志新烈士，那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可惜，这样的道理，至今还有些人不明白。有人说，文革之后，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缺失。我觉得，这话不够确切。文革只是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极左势力的本质，是对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那种假信仰的破灭。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信仰在更加纯正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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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写本文、写《革命四十年》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出现左倾灾难。也希望当今的人们不要再对左倾那套货色有任何的幻想，不管他们讲得多么的冠冕堂皇，多么的天花乱坠。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专制更不是社会主义。正是专制造成了社会贫困，既包括物质贫困，也包括精神贫困。而贫困的另一面，必定就是集中和垄断，权力的集中和垄断，财富的集中和垄断，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所要摈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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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倾灾难中，所有的人，都是输家，没有赢家。即使是在左倾风浪中看起来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赢了吗？也没有，至少也是一世英名损于一旦。极左思潮，一旦泛滥，就像从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妖魔，连放它出来的人也控制不了了。最后，也只有伤感：世上事，不了事，以不了了之，管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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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警钟，需要长鸣。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噩梦？它的教训是什么？怎样才能防止这类灾害的再次出现（或许会换种别的形式）？还需要我们深思，这决不是多虑。这就是笔者对这六年经历最深切的感受。当然，尽管经过了这些颠簸坎坷，笔者依然对国家前途、对社会发展充满信心。风浪之后，笔者依然坚信社会主义。但这个社会主义决不是极左势力所宣称的假社会主义。不是随便什么人叫个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比如波尔布特之流。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所努力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活富裕、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社会主义。这才是我心中的社会主义。
让我们放弃一些旧有观念，与极左错误彻底决裂，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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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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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部队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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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七道路”
毕业分配，我分到山东省革委会报到，在那年的分配中算是好地方。但别以为这就是进了省政府机关了。我又到了一个月前刚来过的济南，到了大明湖边上的省政府，立马又分到济南部队装甲兵农场劳动锻炼，成为一名“五七战士”，接受解放军同志的再教育。
关于“再教育”的事，这儿也解释一下。在左倾时期，有人总以为在旧社会的学校（即旧学校）里念过书的人，一定是接受了旧的世界观，就是旧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的对象（尽管马克思、列宁也是在旧学校里念的书）。以至于后来对在新社会里念书的人也不放心，因为教他们的人是在旧学校里念的书。哪怕再后来由新社会毕业的年青教师教出来的学生，也不能放心，因为他们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念过旧学校的书。别以为这是在绕口令，或是什么冷幽默。这个思路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叫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有人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的两个基本估计之一。另一个基本估计是，我们的学校，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根据这个观点，哪怕是建国后新社会里的学校也都是旧学校。所以，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要统统进行再教育，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再来教育一遍。这时候，就不讲你是革命小将了。按理说，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最强，那就进工厂由工人阶级来再教育吧。不，要统统赶到农村去，尽管还有句话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做过解释。（本段论述，在《革命四十年》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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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名词，什么叫“五七战士”呢？这是源自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发出的一个指示是：“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

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他还指出：“工人、农民、学生也要这样做。”(请见：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
     这种空想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当时称之为做“五七战士”、走“五七道路”。而我自上大学以后从学校到农场的七年半，所经历的正是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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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济南到了济宁，等部队来接。中午时，有位北大的李姓同学讲了个刚才在茅房遇到的叫人说不出是什么感觉的事。那种茅房，坑洞是敞口连着墙外的。他在蹲坑时，坑后的墙外竟有一群孩子在等着抢他扔下的擦腚纸。每一张擦完后扔下的纸，立刻就有好几个用铁丝做成的小耙子伸进洞里毫不相让地争抢，“我的，我的，这是我的”。扔下了一张有颜色的纸，竟引得孩子们一阵骚动，尖叫着：“带色的哎，还是带色的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孩子，贫穷到这种程度，可却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还是一个地区所在地、一个水陆交通便利的中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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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场里，开始了一段既非学校也非社会的过渡时间，可以叫做“后学生时代”吧，也算是跟部队生活粘了边。这个部队为此专门组建了五个学生连，湖西农场两个，李阁农场三个。我是在湖西农场的学二连。我们这个连队还有正式的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6060部队8分队，隶属于坦克二师的装甲团，是团里的一个直属连。地点在微山湖西，也就是郭影秋校长开始投身革命时所在的地方 — 八路军湖西根据地，他曾任过湖西军分区司令员。确切地讲，我们所在的农场是在南阳湖西。那儿从南到北，有连成一片的四个湖，合在一起叫南四湖。微山湖在最南面，最大，也最有名气，所以通常就叫微山湖了。
我们连的一排，是从北京来的学生，除了人大的，还有北大、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二排、三排，以山东农学院为主，四排是女生排。在那里，过了一年半的既是农民又是兵的生活，我还得了个“五好战士”的称号。但当时，没有人来告诉我们，究竟要在这儿待多久。好在还有工资拿，每月42.5元，比下乡知青要好多了。这个工资标准，一直拿了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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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与军训
这个农场，种的是水稻。种水稻比起旱地作物，劳动强度要大多了。尤其在北方地区，劳动条件也更艰苦。所以尽管水源充足，但当地老乡很少种植。我们真是出大力、流大汗，种了一年半的水稻。除了脱粒和灌溉有机械设备，其它农活，从插秧到收割，都是手工操作，样样都靠两只手来。好在，我们在湖南社教时，从头到尾干过不少稻田里的活。再加上，我们连是以农学院同学为主体，干农活还是不错的。最后打的粮食，要比其他连队好。除了水稻，还要种玉米、种蔬菜，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冬天，也没有农闲，还要搞农田基本建设，挖沟渠，运石头，深翻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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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既然是在部队农场，尽管劳动已经很辛苦，却还是要按部队的要求，过着几乎是和战士完全一样的部队生活，还有不少军事训练活动。
最通常的是，每天早晨的出操。哨子一响，三、五分钟，就要到操场集合。一开始，难免是手忙脚乱。练过几次，也就会一边往外跑，一边提裤子、套袖子、扣扣子。只是难为了女同学，她们要过这一关费点事。好在这个农场的部队干部还是比较人性化的，而且，她们自己也个个都很争气。
难过的是冬天，不管外面有多冷，哪怕是零下一二十度，冰天雪地，寒风凛冽，冬天的早晨又是漆黑一片，那也是雷打不动，照样要出操跑步。要知道，部队战士是国家发的棉军装，我们可是自己的旧衣服啊，单薄得很。可是，再怎么瑟瑟发冷，也得跑，除非你病了。
部队的生活，说得好听点，是锻炼人；说得不好听，是折腾人。虽说从部队备战角度讲是需要的，但对我们来说，完全照那一套，就有点那个了。比如说，半夜里还常要紧急集合。开始，是事先打招呼，今晚要紧急集合，那就连衣服也不敢脱，和衣而卧，但这是不许可的。后来就不打招呼，也没有固定时间，说不定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外面哨子突然一响，没睁开眼就得往外跑。有时还得打背包走，那就更狼狈了。因为我们学生自己的行李，大小厚薄长短不一，不好看也不好打，那也没法办，提溜郎当就跟着跑。开始时，跑散了包的，跑丢了鞋的，都有。好在那时的大学生不娇惯，见过世面，经得起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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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厉害的,那就是长途拉练行军，时间是在1969年底。背上行李，从农场走到师部所在地—江苏徐州。步行来回，全程约五百华里，途中住宿三晚。女同学也不例外，全部参加。那时我们还都情绪高昂。尤其是我们人大的几个，都知道，我们走的路，正是郭影秋校长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一路上，歌声不断。中途，也有些文艺小分队，在路旁唱着快板、呼着口号鼓劲。
回程的时候，连队照顾我，让我跟车走，去打前站，在宿营地做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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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坦克师，我们没能坐进坦克。因为坦克车里太狭小，没有一点空余的地方，更没有空余的座位。再说坦克的维护费用昂贵，一辆坦克的动力顶两个火车头，价钱要顶五个火车头。而且运行时间只有几百小时就要报废，所以没法让我们坐。
我们全连坐了次装甲车，履带式运兵装甲车。样子就象没有炮塔的坦克。一辆车坐八到十个人，带武器装备也就是八个人，我们是空身，能坐十个人，从车后的翻盖门进去。进去的时候都很兴奋。门一关，里面漆黑一片，两侧钢板上有细缝和射击孔，可以向外瞭望。还没等兴奋过来，车一开动，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没坐过的，完全想象不到。一是噪音，发动机震耳欲聋，相互讲话都听不清。二是颠簸。机器的振动，土路的坎坷，人就在里面翻搅，一会儿头碰顶，一会儿又颠屁股，就象在大海里风浪中起伏的小舟。三是浓烈的柴油味。四是呛人的尘土。所过之处，车尾的尘土能扬起十多米高。向后看，一片黄尘，遮天蔽日。这些尘土还能从观察缝里钻进来，不但土腥味呛人，而且弄得人是满脸满身的黄土。虽然事前提醒要扎紧袖口、领口和裤腿，等回到农场，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粉尘沾起来的人，连每一根头发、每一根眉毛，甚至每一根汗毛，都粘满了细细的尘土，好象显得特别的精致。不知道女同学们得怎么洗头了。
有了这段经历，才在《革命四十年》的第一卷里写出了呼营长坐装甲车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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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军事活动，有实弹射击，这是当然的。在校时，就打过几次。别看我戴眼镜，打靶成绩倒一直是不错的。原本还有实弹投掷手榴弹。考虑到一些同学，尤其是一些女同学，情绪波动较大，万一捏在手里，拉了弦，冒了烟，又突然过分紧张，情绪失控，扔不出去，那就麻烦大啦。那年的王杰烈士，就是在离这儿农场不远的江苏邳县训练民兵时出这样的事，他自己扑上去而英勇牺牲。后来，部队也想到过叫人站在河堤上往河里扔，能好一些。最终考虑再三，还是取消了这个项目。少了这样一个经历，是件很遗憾的事情。这对个人的心里素质、军事素质都应该是个很好的锻炼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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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艰苦生活
生活方面，先讲住宿。开始是分散住在农户家。那儿不睡炕，可有的人家连床都没有，就在地上铺些玉米秸。几个月后，新的营房建起，就搬了过去，几十个人一个大房间。冬天，早晨起来，被子上还能有一层霜，靠床板铺的塑料纸底下能摸到一层水。
吃的方面，最实在，能敞开肚子管饱吃。而且，都是自己种的粮和菜，拿现在的话说，那是绝对的“绿色”。只是品种稍嫌单一。京剧“沙家浜”里有句台词叫：“一日三餐有鱼虾”，我们是“一日三餐有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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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制度，不但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而且也很教条。比如中午的饭后时间，夏天是叫“午睡”，必须躺在床上，而且还必须闭上眼，是否真睡着了则不管。冬天叫“午休”，只能休息，靠在床上而不能睡，而且不许闭眼。谁要是闭上眼，被值日的看见了，就要喊：“睁开眼！”其实这并不是滑稽。这是这种体制，不希望你有思维，不希望你有独立的思维。不但不给你思维的材料 — 各种不同的信息，连思维的时间、思维的机会都不给你。即便如此，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这个农场的条件和管理，比起我所知的各地其它许多接收学生的农场要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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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部队对文艺活动挺重视。部队集合开会，空地上满满的一群群的战士，各连队相互拉着歌，此起彼伏。照例是学生连占上风，尤其是有女生的声音在里面，别的哪个连队也比不上。
连队里也常自编自演个小节目，通常是那时流行的、尤其是部队里最常见的山东快板、天津快板、柳琴戏、数来宝这些。我还写了个三句半，那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农场还搞了个活动，每人绣个毛主席像，20×30厘米大小，图案自己设计。我不是个手巧的人，可是对这事不知怎么很有兴趣，而且也很上手。不但不比女同学差，而且还帮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华侨女同学绣了一部分。这位女同学以她的优越条件，在那个年头的中国度过那几年，真是不容易。那时也没法去问问她的感受。不知她后来的生活道路怎样。像她这样有对那段历史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如果又有所思，再加上国外的宽松环境，以她的聪慧，完全能够成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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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休闲。看电影，也常有。本来是个好事情，但要是遇上冬天就更惨了。每人拿个马扎，排着队，坐在露天地里观看。北风呼呼，雪花飘飘，坐在那儿没见多少镜头，只见放映机发出的光束里，片片雪花闪着光亮纷纷而下。而且还得坐得笔直，更不用想中途离开了。看的还尽是都能背出来的样板戏，原本是作为休息，却是在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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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时间很少。半天以上的休息，每两星期，才能有一次。要出农场，机会就更少。得轮流排号，若干个星期，才能出去一次。其实，出了农场也没有可去之处。几里路之外的王鲁镇上，只有一、二个几十平方米的小店。1969年的中秋，正好轮到我外出。我去到镇上那极简易的商店想买个月饼尝尝。结果，要买就买一斤，不论个，不分拆。我就买了一斤八个月饼。那月饼极其粗陋，里面的馅，全是砂糖，夹着些红绿丝，倒是实在。就是那样的月饼，因为心理的饥渴，没有月亮，没有亲人，在一个农舍的泥墙后面，我竟然一口气吃了七个半。最后半个，实在吃不下了，也不能带回去，就扔在了路边。这是我此生最难忘的一个中秋。
唯一的一次远足，是沿着万福河步行了好长时间，到了微山湖边，又坐小木船，到了对岸微山县的南阳镇。说是湖，跟印象中的不一样，不是万顷碧波，而是长满了荷叶，几里、十几里、一望无际的绿色，满是在风中翻卷的荷叶，和无数亭亭玉立、硕大而娇艳的荷花，煞是好看。绿色之中，留出一条条行船的水路，反倒像是整齐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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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年，就这样结束了。这六年（和它的后续），从角色讲，先后充当过课堂里的学生、社教工作队员、红卫兵小将、部队农场的五七战士，真是“别样风情、丰姿多彩”，是辛劳、是财富，也是代价。
这六年，从行业讲，工农商学兵，都沾了边，就是“商”差了点。如果文革晚来两个月，也就能去海淀百货商店当回售货员了。但好歹也在北京街头叫卖过“人大三红报”，也算带点“商”味了吧。
这六年，从经历讲，是经过了极左势力最猖獗、极左灾难最深重的阶段。经过这场历练，真有种大彻大悟，是对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大彻大悟。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对革命事业、对党和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从来就是打着最“革命”的旗号，而实质上是彻头彻尾假革命的极左路线。
这六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使人明白了，什么叫假革命；明白了，不是把革命高调叫得震天响的人就是革命者；明白了，不是喊喊革命口号，唱唱革命歌曲，念念革命语录，就会成了革命者。那时，领袖的革命语录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时时挂在嘴上。大兴其道的革命样板戏，也是个例子（连我都能整场整场地唱下来）。钱浩亮那些人装模作样地唱着那些听起来挺革命的语句，就成了革命者了么？事实正好恰好相反。那些人所扮演的所谓革命样板戏，不过就是政治滑稽戏。真正的革命者，不是这样造就的，不是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看看从人民大学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林昭烈士、张志新烈士，那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可惜，这样的道理，至今还有些人不明白，还以为唱唱歌就能成为革命者。有人说，文革之后，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缺失。我觉得，这话不够确切。文革只是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极左势力的本质，是对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那种假信仰的破灭。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信仰在更加纯正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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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那帖子次序有误,请谅
4．沉重压力
应该说，这个农场的管理干部对我们还是尽力而为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毕竟大环境摆在那儿，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年半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
日常的生活、劳动，是艰难而狼狈的，完全没有了大学生的风采。有位当地姑娘经介绍来连队找我们的一位大学生见面。结果，她在老远看见烈日下站在水稻田里满身泥水、衣衫不整、辛苦劳作的我们，没等走近就扭头走了。据后来传过来的话，说是，看那些人的样子，连个农民都赶不上。现在说起来，说不定，她就丢了个“潜力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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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重的劳动，使我得了胃溃疡和腰肌劳损，两次住进在徐州的师部医院。大概是整个社会混乱的影响，有些军人的表现也不怎么样。有位军医听说要被退伍，就拿我们非军人的病号撒气。有个非医护人员的军人，看见我在针灸，忽然有了兴趣，非要往我身上扎，怎么说也不行。直到我说要向师部反映，这才怏怏而去。
更要命的是，不把别人的命当命。第二次从医院回场，我被安排坐在卡车顶上，途中发生了车祸，追尾相撞。我戴的眼镜从耳朵上飞了出去，掉进了下面碎了玻璃的驾驶室里，而眼镜反倒没坏。好在自己始终盯着前方，眼看着要撞上去了，手死死地撑着车梆，人还倒没事。车头已经损坏，走不了了。在路边等的时候，看见一辆辆卡车，满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武斗队员，飞驰而过。又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徐州，由于山东王效禹的插手,当时是江苏省武斗最厉害的地方。
直等到半夜里，才换了另一辆车走，结果更糟糕。叫我爬上已经装满了纤维板的大卡车顶上，就坐在那上面回去。又是夜里，又是寒风，又是土路的颠簸，不但坐不住，就连趴在板上，身体都随着颠簸而四处移动，很容易就滑到了车边上。只好四肢伸开，以减少滑动。只消几分钟，就又滑到了边缘，再赶紧扭动身躯往中间挪。看着四周漆黑的夜，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就怕摔下来。连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那晚上真差点就把命丢在了湖西的土地上。那时，死个人，大概不算什么。我们班有个同学陈振来，离校才两年，就死在了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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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能接受的是，农场还特地搞了次背靠背的相互检举。就是每个人都要书面揭发别人的错误言行，交给连部，以表示忠诚革命、立场坚定。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考验，忠不忠，看行动，看你说不说，说多少。这一手，太不应该。它实际上就是在肯定和鼓励以出卖别人来保自己、求上升。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人人自危，社会信用荡然无存，而心术不正的人则可以上窜下跳，像狗一样地去到处咬，想搞谁就搞谁。讲穿了，这就是种特务活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横行，也正是得益于此。
这种情况下，不写又不行。写什么呢？我只好写：张三不讲卫生，那天随便扔了张纸；李四不爱惜粮食，吃饭掉米粒。这都是些什么事？好在连队的解放军干部还不错，收上去之后，没有去搞一场斗争，没有以此为据来批判过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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