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在七十年代被歌颂‘就是好’。在八十年代，被毛泽东打倒的走资派重新站立起来，把它定性为“十年浩劫”。又三十余年以后，当年参与文革的初中生习近平和同伙‘定与一尊’，独专国权，偷偷地以修改教材的方式，把文革说成‘艰辛探索’。

如此，倒也不算太奇怪。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本来就没有良好稳定可持久的人文价值观。文化大革命，当时有什么文化？破四旧算推翻传统文化吗？革命之后创立了什么新文化？没有。文化大革命，无疑是要了文化传播者的命，无论是教师，还是文艺工作者都深受其害。

文革，看上去是毛泽东对政权不自信，害怕像苏联那样，斯大林死去，赫鲁晓夫批判他。同时，经过大跃进和吹嘘亩产万斤粮导致的三年大饥饿，到1966年生产和经济得到恢复，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升高，毛泽东感到受到中央高官们的冷落，所以要打倒刘邓。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就诞生了。

但是，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夺去百万人性命又数千万人受到牵连迫害，看上去毫无计划，毫无组织。和其他运动一样，完全摧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神话。因为最高领袖仅凭个人好恶，就发动一个运动，破坏了全国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全国体制的吹嘘，什么都是全国一盘棋，似乎是做对了就是大获全胜，但实际上是经常满盘皆输，文革本身就是这样，在文革中北京四中的红色贵族高干子弟孔丹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取消高考也是这样，并且真的取消了十一年。孔丹等人成立的‘西纠’迫害老师和五类份子，私设牛棚黑监狱。等到八十年代摇身一变成为红色资本家，掌管光大中信金融机构大权，现在中国被美国贸易战所苦，这位又跳出来，吹嘘用“举国体制”应对中美贸易战。什么是“举国体制”，习近平的大撒币主义难道不是“举国体制”？就是让人民承担苦难，共产党中的贵族阶层独专权力和财富。

现在我来分析文革，得出这样一些结论。毛泽东是无知农民主义者，就是认为国家治理，有农民就行了。他领导的共产党，就是农民带领农民夺取政权，所以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他需要的领导干部，是对他的绝对顺从。但问题是他自己的阴谋诡计太多，别人也很难琢磨他到底想什么，所以就被他利用一段时间，他感到不满意了就彻底打倒。他对权力绝对垄断，并且希望未来的领导人能延续他的‘路线’，导致他疑神疑鬼，不断残害最高一级将官，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是最危险的职业，干这两个职业的人，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到林彪逃跑，没有不被老毛狠整的，有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林彪黄永胜。

在1965年毛泽东整掉总参谋长罗瑞卿，因为国防部长林彪有病不大管事，总参谋长的实权就很大，而可以理解的是，总参谋长跟政府部门有良好的互动，就是跟刘少奇邓小平关系挺好。为了将来整刘邓所以先整罗瑞卿。因此毛泽东就联合军中感到被罗冷落的老帅叶剑英之类把罗整掉。

在毛泽东身上，可以看到伴君如伴虎的极景。他的身边只能有毛代表江青，极左笔杆子姚文元张春桥，能懂点他心思的特务康生。他们就如江青受审时所言，仅仅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其他高官一概很难跟他共事很长时间。罗瑞卿在文革没有正式开始就被整肃掉，因为他不但是军方头目，而且是书记处书记，因此跟邓有关系，副总理，跟刘少奇周恩来有关系，当过公安部长跟北京地方关系很深。所以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做为北京市委书记，陆定一做为宣传部长，杨尚昆仅仅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结成什么反党集团，实在不可能。但毛泽东整人，就是喜欢整一片，无论是彭德怀还是林彪都是这样，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本身。这种连罪制造成共产党内斗残酷无情，战友害战友。想坚持原则，为受害者仗义执言，那就会像黄克诚那样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

看看经历文革前后事件的人写的回忆性文章，可以说如果把名字换成张三李四，毛泽东的中央就像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者互斗，无法用对错来解释，然而共产党体制内的文胆总是用正确错误来解释一切的。这些精神病患者就是为路线啊敌我啊军权党权啊等等殴斗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