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曾发表以下担忧：第二次工业革命提高了工作效率，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到了他们的孙辈，每人每周只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大家该怎么打发每周漫长的“五天周末”呢？到了八十年代，面对自动化趋势，同样有人担心，如果未来人工都将被机器人取代，我们的闲暇时间该怎么消磨？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将过去，美国《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的常任

作者汤普逊（Derek Thompson）却发现“有钱必有闲”的老生常谈并不准确。他撰文指出，美国人均每年比历史最高时期确实要少工作二百个小时以上，但受过大学教育、经济富裕的精英们的工作时间远超以往。特别是男人，简直是越有钱的工作越卖力。汤普逊声称，在越来越多人不信教，美国社会日益世俗化的今天，工作已取代了教会；特别是对千禧代来说，“工作主义”（Workism）已成为一种人人膜拜的新宗教。

敬业爱岗不好吗？汤普逊说，问题不在于大家是否该努力工作，而在于美国社会

流行“事业至上”的神话，仿佛只有工作能定义人生，确立身份。事实上，目前美国85%以上的工作属于服务行业。与制造业工人能切实看到劳动成果，感到自己对社会、他人的贡献不同，许多所谓白领、“知识业”的从事者整天琢磨的只是如何让顾客满意。当我们看不到工作的意义时，一味追求财富，“成功至上”，必定会遭遇失望和幻灭。这种趋势在年轻人中已经非常明显。

他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初次见面，大家互相询问的永远是“你做哪一行？”因为了解了对方的工作，也就知道了收入、地位、身份等诸多关键的个人信息。可是，努力工作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的高贵价值。我们不妨自省，世界上没了我做的这份工作，他人真的会感受到极大的不便和不幸吗？不过，针对汤普逊的说法，也有专家提出反驳。他们认为，工作的意义本来就由个人赋予，“情人眼里出西施”。有些旁人看来又苦又累的低端岗位，个中人却自得其乐。比如，医院清洁工如果觉得自己的工作在帮助病人恢复健康，不可或缺，自然会充满干劲。

这两种立场，一种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阴谋”，指出现有绝大部分工作的功用不是保证我们能实现自身价值，而是刺激大家买、买、买，“工作主义”实际上就是鼓吹“折腾文化”。另一种强调“正能量”，大灌“心态决定命运”的鸡汤。两种立场孰是孰非，自是见仁见智。我倒觉得，能讲求工作的意义本身已是一种特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嗷嗷待哺时，能找到挣钱的行当就万幸了，哪里还顾得上考虑工作有没有意义？反过来说，即使工作本身无趣，凭着辛勤劳动养家糊口，养儿育女，也自有一份问心无愧的心安和尊严。

美国社会的“成功至上”哲学近年来在国内也越来越流行。渴求发财致富、权柄风光的野心过分膨胀，带来的可能不只是个人心理健康、人际关系方面的损害。如果人人都不择手段，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更可能造成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无论如何，在职业与家庭、友情等其他人生元素之间找到平衡，让生活多姿多彩总不会错。对事业痴情无悔的，不妨自问：我热爱工作，但我的工作回报了我的爱吗？因为工作感到挫败绝望的，也不妨另辟蹊径，重寻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