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本书最有意思的，是附在书后的旧作《延安归来》，这是黄炎培1945年参观延安、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写成的，其中发表了他对延安的观感以及与毛泽东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

此文的背景是1945年七月，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与其他五名国民政府参政员（包括傅斯年、章伯钧、褚辅成、冷遹、左舜生等；王云五临时有病无法成行）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他受到了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范文澜等。黄炎培在延安只呆了短短的五天，除了花大部分时间和中共高官对话、讨论以外，也抽空参观了当地的农场、店铺、木器厂和日本俘虏学校。

黄对于延安的城市印象很好，他写道：“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却没有看到茶馆，没有看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叫二流子，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关于延安人，他观察到公务员（当地五万人口中占三万）“无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女子皆天足。此等士人，是代表朴实和体格的健全，却从没有发现过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中共高官也给他意外的惊喜：“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

经过访谈参观，他也了解到公务员的日常衣食都是配给制（每人每年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棉鞋单鞋各几双；每日米二十两，蔬菜一斤，每月猪肉二斤，油一斤半），生育一切公费，婴儿和产妇有补贴，医药公费，其他如纸笔等用品都限量供给（作家领取纸笔不受限制）。不过政府也鼓励公务员种点自留地、自己纺织或者做手工艺品，给自己挣零花钱。

共产党 初到延安时，曾经实行土改，一律没收地主产业分田给农民，但抗战以后农民种地也缴租，不过政府提倡减租；债主也可以收利息，不过提倡减息。黄参观的农场和工厂也一派欣欣向荣，产品质量高。医疗队下乡为人治病；信用社存款多；乡村到处搞模范劳动者运动。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离自己“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理想境界不远了。

《延安归来》一书中还记述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1945年黄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调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